病毒学家卢山：中国不会重回“至暗时刻”(2)

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就是老百姓已经出现大面积紧张情绪，多数单位已经自行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要求员工在家办公，街上的人大大减少，在乡下的咖啡店也挂牌提示：“您可以点餐带走，但我们不希望您坐下来享用”。

由于基础病例数不多，且美国各地的医疗体系已经严阵以待，我认为美国大部分地区未来的疫情状况还是有可能会向之前的北京、上海模式靠拢，美国的疫情最终应该还是会控制住。

事实上，我认为现在全球疫情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我们还没看到非洲、南美洲等第三世界地区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继中国的第一波疫情、欧美的第二波疫情之后，其他地方会不会出现第三波大的疫情呢？

《中国科学报》：在全球疫情蔓延的大环境下，疫苗的重要性已急剧凸显。但是我们看到，至今还没有任何人类可用的冠状病毒疫苗上市，冠状病毒的疫苗研发是否比其他病毒更加困难，我们对COVID-19病毒的疫苗研发还能乐观以待吗？

卢山：COVID-19病毒出现之前，有6种冠状病毒在人群中流行过，其中4个一直存在于人群中，每隔三五年就会流行一遭，因为症状轻微所以没人在乎。引发社会大规模关注的冠状病毒就是SARS和MERS，但这两种病毒至今也没有疫苗上市。为什么呢？

一种传染病，会不会有疫苗，什么时候能得到疫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4大力量的竞争和制衡——科学、技术、监管机构和社会需求。

HIV病毒疫苗迟迟不能问世，更多是科学技术上的限制。但是与HIV病毒能终身感染人体不同，这次新病毒是自限性感染的，这说明人体可以产生抗体去控制这种病毒，因此从理论层面，COVID-19病毒疫苗做成功的希望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疫苗从研发到上市的周期确实很长，有人说需要8到20年，但这个周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因素，在确保候选疫苗没有毒副作用的前提下，很多流程是比较灵活的，也是可以开绿灯的。

最后，疫苗能不能做下去，还跟生产规模、企业投资获益期待、社会心理因素等有关。要看政府和老百姓是不是渴望这个疫苗出来，是不是愿意接种这个疫苗。

《中国科学报》：当前COVID-19病毒的大范围扩散传播，是否会增加病毒的变异和多样性，从而给疫苗研发带来更大的困难？

卢山：有一个认识需要澄清。很多人相信“COVID-19是RNA病毒，而RNA病毒都很容易发生变异”——事实并非如此。HIV病毒之所以突变率很高，是因为作为一种逆转录病毒，它缺少对基因组逆转录错误的校正（proofreading）机制。这跟COVID-19病毒是不一样的。

那么COVID-19是否容易发生变异呢？至少我们看到这种病毒已经感染了逾20万人，但尚未发现大的变异。作为一个疫苗人，我觉得这还谈不到给疫苗研发带来阻碍。先把疫苗做出来，再担忧是否有突变的可能。

《中国科学报》：此次疫情暴露出各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哪些问题？

卢山：50年前，如果一个政府领导人听说发生了疫情，会找一些传染病方面的临床医生来咨询；20~30年前，领导人可能更青睐病毒学家等微生物方面的专家，因为他们能讲出基因组等更加先进高级的信息；现在领导人则会听取公共卫生系统专家的意见。这种演变趋势是正常的，但也是危险的。

因为这三种人的专业背景虽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在面对传染病时，单一知识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很幸运，有钟南山、张文宏这样具备公共卫生素养的临床医生。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钟南山、张文宏？因为临床医生有临床医生的敏锐，还有绝对不能说假话的信念——病人的病情是不会说谎的。

但我绝不是说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不重要，而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系，把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集中在一起，综合分析问题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