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U和方舱：一场疫情的两种颜色(2)

“人一辈子能遇上几次这样的疫情呢？就我个人而言，新冠肺炎的确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但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跟那些重大的烈性传染病相比，它可能还没有那么特殊。”

对詹庆元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ECMO撤掉的那一刻，病人活下来了。

“这样的成功，我们有三次了，还在等待第四次，第五次…….”

方舱：天晴了，温暖藏在心里

3月6日，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批患者，正式休舱——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出院患者零回头的目标。

“离开方舱的那天，很多队员都哭了。”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医疗队长任景怡说，“到后来，这里真的已经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入驻方舱之初，医护人员们心里也充满种种疑虑。

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王辰在调研武汉后，提出了紧急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不到一个礼拜，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作为第三家落成的方舱医院，迎来了第一批217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面对疫情，面对方舱医院这个新事物，因为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因素，还没开舱，我们就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王燕森说，他是中日友好医院党院办副主任，也是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领队，“临行前，院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大家全部要安安全全的回家。”

穷家富路——“家里（中日友好医院）勒紧裤腰带，给我们带了一定的防护物资作为应急。”王燕森说。但第一天首批进舱时，却发现刚建成的方舱医院准备还是不足。没有长鞋套，医护人员只好扎上黄色塑料袋，或者多戴几层短鞋套。

能不能起到保护效果？

“当时谁也不知道。”

在王燕森的印象里，2月底是一个分水岭。那之后，武汉一线的防护物资和生活物资都逐渐丰富起来；2月底，各方面情况回到可控的范围内；3月起，一切明显向好，方舱医院开始陆续休舱。

春江水暖，早樱欲绽。身处战“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们，从物资丰度、入院人数、工作节奏和越来越多康复患者的脸上，感受到了武汉乃至国家整体抗疫进程的变迁。

穿着厚重防护服，教患者做呼吸操时流下的淋漓汗水；“战友”福建医疗队给大家分发的草药香囊；情人节那天一位老大爷写给所有医护人员的情书；医护人员和患者过生日时互相点播的祝福……不管是患者刚刚走入方舱医院时的紧张和抗拒，还是医护人员刚刚接管方舱医院时的担心和顾虑，都在这种生命与生命的特殊碰撞中化作情深义重。

在任景怡对方舱的记忆里，温暖是主色调。她带领的队员大多是“80后”“90后”。开会的时候，她最担心年轻队员们的防护问题，但说了没几句，这些年轻人就开始热烈讨论，为更高效地管理这么庞大数量的病人而出谋划策。

休舱后，任景怡和队友们在经历了短暂的修整后，又整建制奔赴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支援，接管重症患者。

“千里赴鄂共建舱，披挂提壶战沙场。牛刀小试瘟魔灭，光谷大捷美名扬。令牌急催援同济，重整盾衣又擦枪。横空济世显身手，载誉归来载安康！”这是同事孙薇为战友壮行而写下的诗。

我们一定要回到过去

中国在好起来，武汉在好起来。但病毒带给人们的压力从未远去。国外的疫情肆虐令人心惊；而国内，人们担心放过一丝丝死灰复燃的苗头。

几位医生都从新闻报道和其他同行那里听说了康复者“复阳”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