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俊奇：新发传染病预防关口须前移
牛俊奇：新发传染病预防关口须前移
在3月26日的《理解未来》科学讲座上，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牛俊奇指出，对新发传染病的预防需要关口前移。
上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 Macfarlane Burnet称：“传染病的未来可能非常沉寂”。这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专家的观点：传染病已不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问题。
“然而，艾滋病等新发传染病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新发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类生活。”牛俊奇说。
“SARS疫情后的17年间，新发传染病的暴发频率越来越高，影响规模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必须引起人类的重视。”牛俊奇向《中国科学报》解释，这可能与人口迅速增加、人类生存空间越来越广阔、人与动物接触频率增加等因素有关。气候变化虽然不一定会直接带来病毒扩散，但全球变暖会扩展蚊子、白蛉、蜱虫等媒介昆虫的活动范围，从而增加虫媒传染病的影响。
牛俊奇指出，新发传染病可以分为4大类：一是像新冠病毒等刚刚开始感染人类的新发物种；二是过去仅在某些小规模的人群中流行的疾病，后来传播到新的人群；三是过去影响范围不太大，但由于生态环境变化引起广泛感染的传染病；四是由于出现耐药性而使现有抗生素失效的传染病。
据《自然》杂志总结，在1940年到2000年间的新发传染病中，人畜共患病的占比达到了60.3%；而人畜共患病中来自野生动物的疾病更是多达71.8%，野生动物无疑是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来源。与相对容易预测的细菌性传染病不同，人畜共患病的发生往往更为突然，容易令人措手不及。
那么新发传染病的出现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在牛俊奇展示的幻灯片上，常绿阔叶林的分布、人口规模和密度、哺乳动物生物多样性、牧场迁移等因素都与新发传染病的发生概率有关。“人们对这些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和生态因素为新发传染病最可能起源的地区提供了依据。”牛俊奇说，这也解释了为何北纬30度以南成为世界新发传染病的高发区域；且越靠近赤道，发病率越高。而全球在新发传染病防治方面的投入以及资源配备则明显不足，高发区的投入反而更加欠缺。
牛俊奇介绍，预防新发传染病投入的资源和方向主要涉及3大目标：一是目标动物的研究，即蝙蝠、穿山甲、家畜家禽等新发病原生物最有可能来源的动物；二是溢出事件的类哨兵监测，比如养殖户、兽医、野生动物密切接触人员等；三是一般人群的监测。
在这3大环节之外，疾病传播的中间宿主和媒介生物的监测也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在病原体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以及持续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预防关口越前移，越好地发现并控制原始宿主中病原体感染的情况，就能以更少的经济投入、更小的代价取得更好的防疫效果。而对于一般人群的监测，事实证明是相当困难的。”牛俊奇表示，“我国亟需加大病原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学研究力度，不仅要研究那些曾经感染过人类的病原生物，还要关注那些有可能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将是非常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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