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两医院新冠气溶胶研究：需加强厕所和防护服脱解室防护(2)

这两家医院在疫情暴发期间专门收治COVID-19患者。其中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代表接收重症患者的三甲医院；另一家为在武昌方舱医院，代表接收隔离轻症患者的场所。

根据不同组别的可及性，将采样地点分为三大类：第一、患者区（PAA），即COVID-19患者存在的区域。其中包括重症监护病房（ICU）、冠心病监护病房（CCU）、人民医院内的病房、方舱医院厕所和工作人员工作区域；第二、医务人员区域（MSA)、两家医院内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的医务人员专用的工作区域；第三、公共区域（PUA）、向公众开放的场所。

2月17日至3月2日期间，研究团队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方舱医院以及室外公共区域分两批次采集了3种类型的气溶胶样本：第一、总悬浮颗粒数（TSP）的气溶胶样本30个，没有上限以量化气溶胶中SARS-CoV-2的RNA浓度；第二、分粒径采集气溶胶样品3个，以确定空气传播SARS-CoV-2的尺寸分布；第三、气溶胶沉积样品2个，以测定空气传播SARS-CoV-2的沉积速率。

方舱医院厕所和医护人员防护服解脱室一度被忽视

研究团队通过对气溶胶样品中SARS-CoV-2遗传物质RNA进行定量分析，确定其是否存在。

结果显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大部分患者区PPA空气中SARS-CoV-2浓度普遍很低或检测不到，说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ICU、CCU和病房内负压隔离和高空气交换率对限制SARS-CoV-2的空气传播非常有效。

患者区PAA浓度最高的是方舱医院病人的移动卫生间（19拷贝/立方米），该卫生间面积约为1平方米，为临时单卫生间，没有通风。研究团队认为，卫生间内空气传播的SARS-CoV-2可能来自患者呼吸，也可能来自患者在使用期间的粪便或尿液中携带病毒的气溶胶的雾化。

论文中提到，虽然本研究中病毒的传染性还不清楚，但其结果也与此前一项发现相关，即SARS-CoV-2患者使用的卫生间表面擦拭样本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在医务人员区域MSA，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两个采样点浓度较低，为6拷贝/立方米，而方舱医院采样点的浓度总体较高。特别是方舱医院内三个不同区域的防护装置解脱室（PARRs），在第一批采样中，它们的浓度空气传播SARS-CoV-2浓度的上限值，介于16-42拷贝/立方米。

在医院外公共区域PUA，大部分位点SARS-CoV-2气溶胶浓度非常低（低于3拷贝/立方米）或检测不到。有两个采集位点例外，一个距离一家百货商场入口约1米的人群聚集处，顾客经常经过；另一个位点在人民医院旁边，包括门诊病人在内的公众都会经过。

研究团队认为，虽然这两个位点都在医院外，但有可能是人群中感染了SARS-CoV-2的携带者在采样期间造成了携带病毒的气溶胶。

医院外采集位点的结果表明，在通风良好或开放的公共场所中，总体风险较低。但也确实强调了应避免拥挤聚集，另外早识别、早诊断病毒感染者并对他们实施隔离和治疗，也非常重要。

在SARS-CoV-2沉积速率研究方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内，2个气溶胶沉积样品检测呈阳性，估计沉积速率分别为31拷贝/平方米小时和113拷贝/平方米小时。

其中，沉积速率高（113拷贝/平方米小时）的样品放置在距离病床3米处的无障碍角落，较低（31拷贝/平方米小时）的另一个样品放置在另一个角落，距离病床约2米的医疗设备下面，这些设备可能阻断了病毒气溶胶沉积物的路径。

研究团队认为，虽然样本较小，但的确表明携带病毒的气溶胶沉积可能污染表面，随后被易感人群接触从而导致感染。

研究还提到，SARS-CoV-2气溶胶粒径分布主要为两个尺寸范围，一个在亚微米范围（0.25-1.0微米）和超微米范围（大于2.5微米）。方舱医院B区和C区的防护装置解脱室PARR内为亚微米范围。而在方舱医院C区观察到超微米范围。方舱医院医务人员办公室携带病毒的气溶胶多为超微米级，但与其他气溶胶相比，气溶胶的大小分布较为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