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关埃博拉的“编年史”(2)

在世界通用的生物安全等级中，艾滋病病毒、SARS以及新冠病毒都是三级，而埃博拉病毒则是最高等级的四级病毒，其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从1976年发现埃博拉病毒首次感染人类以来，疫情反复在非洲大陆出现。

为撰写埃博拉的报道，普雷斯顿1993年进入非洲疫区，采访了数以百计的相关人员，赴采访对象曾到过的现场，还有医院、实验室等地。“书中内容来自数以百计的个人访谈和数年来对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档案及原材料的研究。所引用的原话来自我对谈话对象的访问或他们对逝者言论的回忆”。

《血疫》中第一个故事写的是侨居于肯尼亚的法国男子夏尔莫内（化名）生命中的最后15天，尽管通过病毒学家的对病人流行病史的调查，基本能还原出其发病的原因和过程，但他还去莫内生前到过地方采访、观察。普雷斯顿个人网站上有一张照片，1993年，他穿着生化防护服进入奇塔姆洞穴，该洞穴被认为是莫内最有可能感染上病毒的地方。

从书中可以看到，普雷斯顿并非只有叙述故事的能力，他对科学的认识和写作能力也让人惊叹，如书中这样描述病毒：“想要理解病毒，不妨将它们想象成生物机器。病毒是一台生物质的纳米机器、一台微小、复杂、有点毛茸茸的机械，它有弹性、可弯折、能扭摆，动作往往不是那么精确：由黏糊糊的构件组成的紧凑型显微机械。”

“生态系统内几乎所有的病毒都不为科学所了解。”普雷斯顿告诫人们。

他还提醒说，“现在，我预测一场全球性疫情将会暴发，由某种新发病毒引起。一种能够通过肺部感染人们的高致死率‘干’病毒，能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美国纽约大学哲学与法学教授安东尼·阿皮亚评价说：“《血殇》充满了道德、医药和流行病学的两难，这表明我们处于最好和最坏的境况。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而不是病原体的。但是，即便普雷斯顿关注的是西非一家资源不足的医院里的临床医生、护士和科学家，他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在世界范围内的脆弱。这部编年史令人揪心，但并非毫无希望。”

的确如此，“既然病毒可以改变，那么我们也能改变。”普雷斯顿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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