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浙江高考事故
章启群
近日，浙江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一事尘埃落定，受到影响的考生恢复原始得分，省教育厅、考试院的相关负责人受到相应处罚及进一步调查。从行政来说，这起近年来少有的涉及高考的严重事件基本画上了句号，但它带给我们的反思却并没有结束。
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当下有三个切肤之痛的话题：教育、医疗和退休养老。如果说医疗、退休养老问题主要关乎具体的群体，那么教育问题则是中青年人的集体焦虑。高考是孩子人生中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在高考过程中出现“重大责任事故”，其引发的社会响应必然强烈。浙江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迅速做出处理决定，不仅化解了危机，也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然而，如果我们总是在危机出现之后再来处理危机，就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寻找危机产生的原因，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此次事故的根源在哪里呢？从浙江省委公布的调查结果得知，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不顾多人反对违规通过加权赋分的决定，无疑是此次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比较起来，各行各业在这40年的改革进程中，都作出了艰难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审批权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可谓力度空前。但是就教育行政部门来说，似乎改革力度与社会公众的期待仍有差距，改革举措与社会发展之所需并不匹配。
如果说，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简政放权，那么教育行政部门至今的改革则恰恰相反：其实际权力和聚集的资源不仅没有“放”，反而收得更紧、更加集中了。
无论是把高考改成一次或数次，无论是如何进行评分，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教育行政体系的固有结构和运转模式，这从此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教育部门负责人的“专擅之过”就可以看出。此外，教育行政系统人员、机构、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对此进行深化改革的呼声始终存在。
众所周知，在高考分数上动脑筋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因为事关重大且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科学的论证、严格的程序和相关法规的支持，一般人是不敢轻易决断的。然而浙江教育部门负责人却选择“一意孤行”，最终不仅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动摇了社会公正原则，还引发了社会危机，断送了自己的仕途。
通常而言，但凡拍脑袋做出的决策，往往很快会遭遇现实的反击，有时候甚至是无情的“报复”。浙江高考事件既是拍脑袋决策酿下的苦果，又与当下教育行政的特殊性有关。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会制定不同的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形成具体的工作任务和责任指标。相比之下，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很难做出具体的发展规划。即使是学龄儿童入学率和毕业生就业率这些数据，也多与政府扶贫、企业经济等领域相关，不是教育部门单独的职责。
而高等教育的一些目标，也具有模糊性甚至抽象性。例如中国大学要达到世界一流的说法，既没有具体的指标，也缺乏明确的责任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很难用数据展示它们的工作，只能在“设计”改革方案上下功夫。一方面缺乏硬性的任务和责任约束，一方面是政绩考核的内在驱动，让教育行政系统容易形成拍脑袋办事情的习惯。尤其是教育部门设计的一些“改革”方案，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立即产生社会效应。
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教育系统的风险意识是相对淡薄的。这次浙江高考事件中暴露出来的教育行政主管“不可理喻”的行为，似乎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教育依然面临诸多难题，教育改革的深水区也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教育是根本之根本；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教育则是基础中的基础。同时，教育又相当于是社会生活的上游，上游不靖，则下游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