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说话：对经济政策的预期，怎么看？(3)

“风险”本身是一个受复杂因素影响，会动态变化的概念，存量债务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风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构成风险；防范和化解风险，也不意味着只能通过减少当期存量债务的方式进行，而是可以通过置换、通过结构的优化，来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而这背后，还有关于财政政策目标的认知在发生转向——从过去更侧重收支平衡，逐步转向更关注财政的可持续性。

财政收支平衡，不难理解，就是收入和支出基本相当，比如坚持财政赤字率不能超过3%，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结果。

那如何理解财政的可持续性？也很直接，就是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才能维持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在财政收入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只要将利息支出控制在财政收入的合理比例之内，就可以说是可持续的。

这样一来，财政政策目标就从需要达成一个静态的平衡，转变为更直接地跟经济增长相关联，结果是大大拓展了财政政策的灵活性和发挥空间。而债务相应的风险，也可以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有效管理。

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聚焦经济增长的统一逻辑下，我们的货币政策从资本端发力，财政政策从债务端发力，形成了更好的相互协调。

“在发展中化债”的本质，是在发展中化解风险。所以，在政策“规模”以外，我们更需要看懂政策深层逻辑的变化，也就能发现，对于经济运行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一直在调整和创新思路，可以实现有效地应对。

实际上，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仍然有人会产生疑问，觉得政府投资、地方化债这些措施，好像距离每个人吃穿用度的日常生活，还有一定的距离，得到的反馈和感知好像也不直接，仍然对政策的效力产生疑问。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到，政策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理解单个政策的作用，要放在整个政策结构和体系下来看。

比方说我们一直在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就不是只靠一个领域的政策就能解决的。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跟谭主分析，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实主要是指改善型的消费不足。因为人们吃穿用度的基础消费是相对固定的，改善型的消费不足，本质上还是需要通过发展才能不断地解决。

要实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精准激活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增收；另一方面，需要托底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

这些，既需要政府找准当下投资的方向，又需要从长期着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经济和社会运行的结构。

举例来说，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目前有一个非常有力的依托，就是新型城镇化。

短期看，今年10月份推出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中涉及的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就提到，明年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的领域——续建基础设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地下管网建设、城市更新等。

瞄准新型城镇化的投资方向，是非常明显的，而投资只是解决问题的其中一环。

今年7月，国务院还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涉及的就是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我国当前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已达6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48.3%，且与城镇化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覆盖面尚存显著不足。

要知道，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的高质量服务供给需要城镇化达到一定密度，才能形成规模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服务往往因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公共服务可及性差而难以全面落地，有需要的人难以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