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尧：只攻“雕虫”小技(4)

周尧在1956年发表了《小麦吸浆虫之研究》的论文，为我国小麦吸浆虫的研究和灾害控制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害虫防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奖”和“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周尧既重视应用研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又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解决科学发展中的问题。

周尧刚到西北农学院时，学校只有16盒破旧的常见害虫生活史标本。从1936年起，他开始进行昆虫分类研究，带动全系师生进行采集，足迹遍及中国除台湾、西藏以外的30多个省区市。很快，学校标本数量急剧增长，也奠定了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昆虫标本收藏的基础，目前昆虫标本收藏量已经达到150万号，居全国高校之首。

据他的学生、原西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系主任袁锋回忆，周尧60岁时，还到云南西双版纳采集昆虫标本，历时116天，行程8000多里。白天挥动捕虫网，活跃在山林里，晚上利用黑光灯诱虫，边收集边包装，一直工作到深夜，早晨一起床，就赶紧包装夜间未整理完的标本，植物上的露水一消失，又开始野外工作。即便是乘坐长途汽车，中途休息时也不放过采虫的机会。

他对昆虫分类的研究不仅在意广度，更注意深度。对昆虫纲分目，以及对同翅目、长翅目、鳞翅目蝶类和木蠹蛾科、金翅夜蛾亚科分类等方面的研究贡献卓著。特别是在1994年，周尧82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主编出版了《中国蝶类志》，随后又相继主编出版了《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中国蝴蝶原色图鉴》和《世界名蝶鉴赏图谱》等书。由于对蝶类研究的突出贡献，他因此获得了“蝶神”的美称。

专注科学研究的同时，周尧还十分注重中国昆虫学史的研究整理。周尧看到美国人霍华德编写的《应用昆虫学史》中，没有提到中国，内心非常难受。于是便从1956年开始，进行中国古代昆虫学史的研究，从《诗经》《尔雅》《本草纲目》到地方志和各种野史，经过7000多册线装书的沙里淘金，考证出中国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昆虫生物学与生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等领域，都比欧美早几个世纪，这些成果结集成《中国昆虫学史》一书，还出版了英文版，引起国内外同行广泛关注和好评。同时，周尧创立了中国昆虫学史研究方向，并培养了研究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论著。由于他在昆虫领域的卓越贡献，又被人称为“虫坛怪杰”。

共享、交叉、融合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周尧十分注重“取百家之长”的培养方式。在工作中，共享、交叉、融合是他的特点。

1946年，周尧在西北农学院创办了“天则昆虫研究所”，用个人工资作为研究所经费，还购买了铅字和印刷机，自己动手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出版系列杂志和丛书，供相关专业的师生交流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持周尧的昆虫学研究工作，经农业部批准，1981年建立了“昆虫分类和生态研究室”，他本人担任研究室主任， 后发展成为农业部“昆虫研究所”，也为此后的农业部和教育部重点开放实验室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了解决当时出版难的问题，周尧还创办了昆虫学术期刊《昆虫分类学报》和《动物世界》等刊物。1988年，他还创办了第一家民办出版社——天则出版社。为促进学科发展，他又发起成立了昆虫趣味会、陕西省昆虫学会、中国昆虫学会蝴蝶分会等。

周尧心中始终有一个心愿——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但自己微薄的收入却无法使心愿变成现实。1996年6月，周尧家乡鄞县政府为了弘扬周尧爱国敬业的精神，给他颁发了60万元奖金。周尧在颁奖现场便宣布，要将其中20万元捐献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其余40万元和他积累的稿费10万元，全部用来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希望基金能够激励青年科学家的成长。

“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时间。”周尧曾说道。

的确，他的一生，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