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麦村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四位师长
诲人不倦 甘为人梯
邓麦村忆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四位师长
■邓麦村
开栏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建所70周年。70年来，大化所人紧扣时代使命，坚持“三个面向、四个率先”，强化创新能力建设，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充分展示了“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求一流”的精神特质和文化传承。本报从今日起，特开辟专栏，邀请亲历、见证大化所70年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老科学家们，讲述鲜为人知的尘封故事，重温如歌岁月，共话美好未来。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走过了辉煌的七十年。七十年来，大连化物所不仅用科技成果为国家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大连化物所的科学家们不仅用他们的渊博学识培养人，更用甘为人梯的精神助力和滋润年轻人成长。我在大连化物所学习工作了十九年，其间得到许多老师的教诲和帮助，本文仅以其中四位老师的故事，为大连化物所庆生。
郭燮贤：勤奋严谨 一生甘为人梯
郭燮贤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勤奋、严谨和甘为人梯的精神。
1990年，大连化物所组织中科院相关科学家赴德国参加中德双边催化学术会议，顺道参观访问几所德国大学的催化实验室。在访问德国波鸿大学催化实验室那天，先是由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介绍实验室的概况，双方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然后参观实验室。
在参观时，我总是走在最后，一来代表团里我最年轻；二来李文钊副所长和郭燮贤先生是代表团的领导，按中国人的习惯，领导应该在前；三来我的英文不太好，站得太靠前，害怕到时出洋相。
在参观到第二个实验室时，郭先生突然从前面走到我身边，低声但非常严厉地对我说：“邓麦村，你为什么总往后站？为什么不向前去？这时候最需要你们年轻人朝前站，我们年纪大的应该让你们多听多学。听不懂、讲不好都不要紧，可以多问。就怕你不主动。你这样怎么能提高？”几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心里又是惭愧，又是感激。于是我赶紧走向前去……
1983年，我结束了基础课学习，进入实验室开始硕士论文研究工作。当时我所在的题目组在杨亚书老师的带领下，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学术活动，主要就有关重要的文献由一位研究人员或研究生进行宣讲，然后开展讨论，抑或交流研究工作进展情况。郭先生作为副所长和研究室主任，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经常回到组里参加学术活动并和大家一起开展讨论。每次轮到我作主题发言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可以通过大家的讨论加深对文献的理解，学到不少知识；紧张的是深怕由于自己的粗心，对文献中的学术观点理解不到位而讲不清楚。
记得有一次学术活动，由我对一篇关于高分散金属催化剂上饱和烃催化反应机理的文献进行宣讲。在此之前，我将文献反复阅读了几遍，自以为准备得比较充分，为了讲解得更清楚，做了好几张透明薄膜，每张薄膜都密密麻麻写满了东西。心想这一次没问题，一定能让大家听清楚。学术活动刚刚开始，郭先生也赶来了，尽管我自认为准备得很好，但心里仍然“咯噔”了一下。随后，我信心十足地开始了我的演讲。我从文献的开头讲到结尾，平铺直叙，薄膜用了一张又一张。在整个宣讲过程中，郭先生都一言未发。我想，郭老师一定是很满意的，否则，在宣讲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提出许多问题。宣讲结束后，郭先生站起来问大家：“各位都听清楚小邓在讲什么了吗？”连杨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回答。我心想：“坏了，我讲砸了！”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献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看过。我紧张极了，站在讲台上不知道如何是好。
郭先生慢慢走上讲台，看了我一眼，并未责备，而是向大家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敏锐的思维，而且要善于表达你的思想。而要将学术观点表达清楚，必须在你对问题充分思考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用简洁易懂的语言清晰地讲出来。如果连你自己的思路都不清楚，如何能够讲清楚？利用透明薄膜是为了提示听众你所表达的主要内容。如果在薄膜上写满了字，听众光顾了看你薄膜上的东西，听不清你在讲什么，反而起反作用。一张薄膜最多不超过八行字，而这八行字恰恰是你所希望表达的最精华的内容。随后，郭先生又将大连化物所宣讲的文献中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简要的叙述。
在我编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郭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一篇好的科学论文不在于你写多少文字，而在于你用最简洁的语言文字表达清楚你的学术观点。郭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终身受益。
李文钊：管理有道 讲究方法艺术
李文钊先生担任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多年。1988年至1991年，我在科技处期间，有幸在李文钊副所长的领导下工作。李文钊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还具有很高的管理工作水平，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管理的方法和艺术。
1990年初，在借调中科院院部工作一年后，我回到科技处从事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当时由李文钊副所长牵头组织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天然气转化利用”和中科院重中之重项目“炼厂气综合利用”，我协助他开展调研、项目申报、答辩和管理工作。在工作中，无论是调研还是召开项目研讨、协调和检查会，李所长总是把我这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推到前台，与相关研究所的科学家和管理人员交流研讨。1990年初夏，在塔里木盆地刚刚发现大型油气田后，中科院数理化学局立即组织相关研究所的专家赴新疆塔里木油田进行考察调研，我是代表团里最年轻的。在一周的考察中，我不仅对塔里木油气开发有了许多了解，并且对我国化石资源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这些项目的组织过程中，我逐渐加深了对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及利用状况的认识，也深刻理解开展天然气转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更多的是学会如何从需求出发组织科技项目。当时李所长形象地提出，天然气转化研究就是“陕甘宁边区”，中科院应抓住机会，赢得先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石油部刚刚分为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大型企业。中石化有较强的化石资源转化研发力量，但天然气资源不在其掌握之中；中石油手中有资源，但其在炼油和化工方面的研发力量尚未成型。在工作中，李所长经常利用各种时间，言传身教，不厌其烦地和我讲述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课题、如何管理、如何检查、如何与兄弟研究所的老师们打交道等等。应该说，李文钊先生是我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启蒙老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