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院士库马拉：中国将会是未来科学研究的超
2018年10月，来自21个国家的50名外国专家获颁中国政府友谊奖。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马库·库马拉（Markku Kulmala）教授是3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之一。
今年60岁的马库·库马拉教授是大气物理学及陆地生态系统气象学家，他的头衔包括：芬兰科学和人文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全球地学领域总引用量第一人、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大气科学中心主任、气溶胶领域最高奖“Fuchs纪念奖”和欧洲地球物理联合会Wilhelm Bjerkenes勋章获得者。
库马拉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大气气溶胶成核和增长机理、气溶胶-大气簇团动力学和生物圈-气溶胶-云-气候相互作用等。库马拉教授基于相关工作先后发表1351篇SCI论文（包括17篇《自然》论文和16篇《科学》论文)，总引用超过55000次。近5年来，库马拉教授一直是地学领域全球引用最高的科学家，高影响指数（H-index）为104。
马库·库马拉
库马拉教授本人也一直关注中国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他曾在《自然》刊文为中国治理雾霾问题建言献策，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双边合作，积极从欧洲寻求资金和技术，帮助中国重点城市治理大气污染。譬如，他帮助中国发展地球系统区域过程观测平台，并在领导PEEX（泛亚欧大陆实验）计划过程中邀请中国作为主要发起国，增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与环境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库马拉主导发展的多台仪器在中国得到较好应用，对揭示灰霾形成机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国大气环境科技的发展。
实际上，库马拉教授的团队已与中国学者进行了近十年的实质性合作，他积极推动和开展与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包括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等）的合作和人才培养。在这中间，南京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的合作早在2009年就已展开，并于2015年起建立了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联合国际研究实验室。
2018年7月，库马拉教授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再一次受到了学界瞩目。这是因为，他领衔的赫尔辛基大学团队和复旦大学王琳团队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典型超大城市的硫酸-二甲胺大气新粒子形成事件》（“Atmospheric New Particle Formation from Sulfuric Acid and Amines in a Chinese Megacity”）的论文。此项研究首次发现并证实了我国典型城市大气中的硫酸-二甲胺-水三元成核现象，揭示了上海“大气新粒子”形成的化学机制，也为我国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姚磊博士、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博士生Olga Garmash为共同第一作者。
这是我国大气化学领域首次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因此意义重大。鉴于中文媒体对这位大气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知之甚少，澎湃新闻独家采访了库马拉教授，以期了解他的科研理念、他培养学生的方式，以及他是如何开始和中国科学家的广泛合作的。
【对话】
中国会解决雾霾问题
澎湃新闻：这次您的团队和复旦大学王琳教授的团队在《科学》上刊发论文意义重大，因为这篇文章是中国大气科学领域的第一篇《科学》论文，请问关于这篇具体的文章，两国的团队是如何合作的呢？你和你的合作团队是如何庆祝这次成功的？
库马拉：自2012年以来，我们与复旦大学的王琳教授就有非常活跃的合作。王教授是由南京大学的符淙斌院士和丁爱军教授引荐给我的，自2009年以来我就与他们合作了。在中国，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非常重要。我在中国的合作中，目前最好的就是那些听说过我，并主动寻求联系和合作的人。
库马拉在2015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当然，我为我们关于中国的第一篇《科学》论文的发表感到由衷的开心。在《自然》评论上，我已发表过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科学》或《自然》级别期刊发表论文。我上次去上海时，我们举行了庆祝晚宴。当然，现在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友好了。现在我们正在计划关于中国的下一篇论文，希望能在《科学》或《自然》级别的期刊发表。
澎湃新闻：因为您的专业领域是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雾霾污染和全球的气候变化有关系吗？中国的雾霾是否也影响了周边国家？是否有科研上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库马拉：雾霾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很重要。关于来自中国的空气污染物如何影响了全球气候，已有很多讨论，但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者认为证据不足，我支持这个认定，但同时对未来的研究持开放态度。这会一直是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在全球范围内制定这一政治问题并不会使科学受益。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清除雾霾并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所做的事情。
鼓励大家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长期观察这一理念中
澎湃新闻：我通过您的科研团队的一些同事，了解到他们非常推崇你的科研哲学，譬如，你不会做那些密集性的运动型的科研项目，而是非常重视对一个地点的长期的观测。这样的理念是如何来的呢？
库马拉：我是在1980年代后期决定与Pepe Hari教授一起在芬兰建立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基地（Station for Measuring Earth surface Atmosphere Relations，缩写为SMEAR）的。当时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短暂的运动，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我注意到这种科学方法存在重大缺陷。 要了解放射性沉积如何影响我们的环境需要长期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这促使我们在芬兰建立了3个连续运行的SMEAR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个决定可能是最重要的。它已成为我能够产出的所有东西的基础，我也衷心希望其他人能够看到它对我和我的团队有多么有益。我希望我的例子能够鼓励其他人，也包括中国，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到这一理念中（指长期观测）。
澎湃新闻：有介绍说地球系统过程集成观测试验基地SMEAR是全球公认的测量参数最齐、持续时间最长的“旗舰站”。为什么要建设这样的试验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