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奇院士忆高考：偶然的机遇改变了研究道路
■吴奇
吴奇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化学物理专业，1982年2月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求学，师从朱鹏年教授。1987年9月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又任博士后研究员至1989年5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化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邀请会士。在杰出青年基金资助下，吴奇于1996年在合肥建立了大分子胶体与溶液实验室，开展有关方面的研究。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激光光散射专家之一，他和其实验室以在高分子溶液、凝（冻）胶网络、纳米粒子和自组装方面的工作成名。其科学成就曾赢得“求是”青年学者奖、中科院杰出研究生导师奖、香港裘槎基金会杰出研究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等奖项。鉴于其对深入理解高分子溶液中链构象和相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吴奇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获选为美国物理学会Fellow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10月21日，当《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这一条新闻后，整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开启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追梦大门。
12月10日，全国570多万考生陆续走入高考考场，一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正是借助了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考试，我们才有机会读千卷书，行万里路，能够平视这个世界上许多原来所景仰的。
回首当年，仍心存感激。在这个世界，比我们聪明的大有人在，比我们努力的人也大有人在，比我们既聪明又努力的人仍大有人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虽与自身的努力有关，但与国家则更是命运相连、息息相关。
试想，如果没有1977年高考前后国家命运的改变，没有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我现已是一名下岗或退休的中学教师。是高考和时代的变化使得我们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因此，与上一代相比，我们少了一些盲从；与下一代相比，我们则多了一点责任。
动荡中接受中学教育
1955年3月，我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普通的家庭。幼年，上了当时芜湖市最好的青山街（现为育红）幼儿园。1961年，我入学芜湖市第一中心小学，并进入市里六年制改五年制的教学改革试点班，采用的教材都是从北京运来的。三年级时，依据成绩淘汰了三分之二，我有幸仍留在试点班学习。
学校给我们试点班配备了最强的老师——王启凤（语文）和陈志伟（算术）老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陈老师几乎每堂课都会出10道大乘大除的算术测验题，培养我们认真、快速和仔细的运算能力。正是得益于小学的严格算术训练，才使得我在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很少因计算犯错。5年完整和系统的小学教育给我打下了良好且坚实的基础。
1966年，小学毕业后，“文革”开始，中小学关闭。原本该上初中的我，流落到街道上，每天和小伙伴儿们上山捉麻雀、逮蟋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野孩子”。
两年后，中学复课，我进入东方红中学读书。初中两年，许多的时间都被“开大会”和“喊口号”占据，学习在断断续续中进行。初中毕业时，绝大部分比我大一岁的同学都被下放到农村，而我因年龄较小得以继续升学，并于1970年春季进入恢复后的芜湖一中继续学习。
幸运的是，正好有一批从大学下放到中学的老师，包括教我的罗擎珠（数学）、赵志秀（语文）、叶凤翔（生物）和严映红（化学，班主任）等老师。他们使得我在“文革”的混乱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高中教育，受益匪浅。
成为一名编制外民办教师
1972年，高中毕业前夕。当时，国内整体教育环境有所改变，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教学逐步恢复，然而因下放和退休等因素，中小学教师缺乏，芜湖决定在36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挑选120名进入教师队伍，其中芜湖一中分到12个名额。学校决定通过考试从近300名毕业生中选出24名参加市里的选拔考试。
面对下放和留城的抉择，我决定参加考试，争取留城当民办教师，并最后在市里统一考试中，我考取了芜湖一中第一名。就这样，我和其他119名同学一起，在1972年夏天进入芜湖师范学校，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中强化培训。1973年，我先被分配到市教育局临时帮忙，做一些简单的行政工作；1974年初，再被分到芜湖二十中，担任一名化学老师，兼配合团委书记做共青团的工作。
当时，编制外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仅有25元。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我们对教书育人的热情与投入。当时芜湖二十中的校长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常常亲临课堂听课，检查备课笔记，并反复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将师生间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我想，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教导也没有过时。
为了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以及避免学生们对告状性家访的抵触情绪，我们将家访常态化，即：无论学生在校表现好坏，我们都坚持上门向家长汇报学生的表现，既有表扬，又有批评。
家访通常都在下班之后。所以，每当我晚上八九点家访后回家时，奶奶总会开玩笑地说：“上夜班的回来啦！”回首往事，我是十分地眷念那段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虽然贫乏和压抑，甚至无知和偏激，但充满了激情和理想。
如今，时代进步了，我们“落伍”了。今天的我也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同深度的灰色，再也不是我们年轻时想象中的那样黑白分明。
比其他人提前3个月复习
1976年夏天，我们学校有了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我没被推荐，很是遗憾。
1977年初夏，我冷静地分析了“四人帮”倒台后的形势，判断即使在推荐的基础上，今年一定会采取某种形式的考试，所以，从7月份起我就开始复习高中的物理和数学（我教化学，所以基本不用复习）。当10月份正式得知高考消息时，我已比其他人提早3个月开始了复习。
虽然信心十足，但我不敢有丝毫懈怠，谁也不想失去这千载难逢的“天上掉馅饼”的机会。“梦寐以求”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那时候，我白天教书，晚上挑灯，常常夜读到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