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民忆高考：迟到了13年的大学梦
■林惠民
林惠民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以高分被福州大学数学系计算机软件专业录取。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并发理论及形式化方法的研究。设计并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通用的进程代数验证工具；与国际同行、英国Hennessy教授合作提出，并独立发展了传值并发进程的“符号互模拟”理论；解决了π-演算和时间自动机的有穷公理化问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们这代人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这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感受到的。
命运的沉浮无法复制，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从小培养对知识、对科学的热爱。人生的选择很多，兴趣是第一位的。尽管科研这条道路充满坎坷，走得艰难，却也因此更有意义。追求科学真理、探索客观规律给我带来的快乐，是不可替代的。
我的求学生涯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帮助和指引，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如今，当我也承担起老师的角色时，我希望我能真正激发起学生对科学的热爱。
摘不掉的“只专不红”
我1947年11月生于福建福州。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福州市的普通职工，我是家里的独子。父母一直很重视我的教育，可我却天性顽皮。尽管也热爱学习，成绩拔尖，但并不把读书太当回事。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我也从未因为成绩突出受到过什么表扬。因为，我从学生时代就被贴上了“只专不红”的标签。解放前夕，我的亲戚中有人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于是，我就成了社会关系复杂的孩子。
1960年，我从我们那的名校——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毕业。尽管我的成绩很好，却只能进到当时城乡接合部的十八中读初中，学校环境、学习氛围和之前的差距很大。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整天肚子饿。
当时我也没什么心思读书，特别调皮，初一时迷上了装矿石收音机，经常旷课上街买零部件。直到初三，遇到了教数学的班主任葛霖华老师。
葛老师是福州三中1958届高中毕业生，成绩优秀，但因为家庭成分原因，没能考上大学。我上初三那年，福州市首次举行初中数学竞赛。在葛老师的指导下，我参加了这次竞赛。
对待考试，我向来比较随意。因为粗心，有道相对容易的计算题被我算错了。一出考场，葛老师就迎上来对答案，知道我有一步算错了，比我还着急。不过最终，我还是拿到了二等奖。这在当时的十八中，是件了不起的事。
中考前夕，葛老师把我推荐给福建省数学名师、时任福州三中数学教研组组长的池伯鼎老师。高中还没开学，我就和三中其他两个同学一起，在池老师指导下超前学习数学。所谓“超前”，就是在高一学完高中三年的数学课程。
比我高一级的学长吴忠超，是池老师培养的第一位超前生，提前二年参加高考，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这也是池老师对我们的期望。
开学后，我们每周六下午或晚上都到池老师家，学习高中的数学课程。高一下学期（1964年），我们参加福州市高中数学竞赛，与高三的学长同台竞争，我再次拿到了二等奖。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1964年夏天高考招生时，池老师曾把我推荐给中国科技大学在福建的招生组，对方已经同意破格录取。可最终因为不“红”，我的大学梦迟到了13年。
而立之年的考生
1966年，“文革”开始，6月中旬广播里传来了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不久高考被正式废除。
1969年，我来到闽北山区建宁县插队，和农民一起种田挣工分，体验到了农村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艰辛。
1972年12月，因为照顾独生子女政策，我得以回到父母的身边，成了福州最大的重工业工厂——八一磷肥厂的一名工人。由于户口问题没得到解决，我们新招入的几十名前知青只能在各个车间打杂，大多是三班倒的重体力活。
户口“解冻”后，我比较幸运地被正式分配到了机修车间，当铣工，负责加工各种齿轮以及在工件上开槽。这时我的几何和三角知识派上了用场。
1975年，我们厂开办 “七二一”工人大学。厂里知道我数学底子好，让我教数学。
此前我曾利用业余时间在福州大学旁听过日语课，于是便到福建省图书馆外文部借了一本日本专科学校用的微积分教材，翻译成中文当课本。
1977年秋天，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开始我以为这是针对在校生的，没有在意。后来的消息说“老三届”学生也可以参加高考，这让我喜出望外——想不到离开中学11年了，我还能有机会考大学。
不久，《福建日报》公布了在福建招生的大学及专业。因为需要在家照顾父母，我首选了福州大学（以下简称福大）数学系。数学系只招两个专业，基础数学和计算数学，各30人。计算数学注明是“机密专业”。我报了基础数学。
机会是来了，但要求很苛刻。福建省高招办规定，超龄学生必须有“专长”才能报考。我带上了两次数学竞赛二等奖的奖状，还有翻译的日文教材，来到工厂所在地的报名点——新店小学报名。没想到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材料不能作为有“数学专长”的证明。我的大学梦险些再次落空。
池老师知道了这个情况，叫我到他家里。那时他得到平反还不久，居室窄小。他特地为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推荐信；为了表示郑重，又从抽屉里找出一颗最大的印章，端端正正地盖在落款处。第二天，我拿着池老师的推荐信，再次来到新店小学。报名点的工作人员是新店小学的老师，他们都知道池老师的大名，看了他的推荐信，立即就让我报了名。
那时我住在市中心一座老式住宅的花厅，比较宽敞，同学、朋友们常来我家聚会聊天。高考前夕，我家的饭厅成了老同学们复习备考的课堂，我们戏称“互助组”。这些年已三十、饱经风霜的“而立”辈，围坐在饭桌旁，重新开始啃课本、做习题，互相帮助、释疑解惑，实在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