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数学典》：留存弘扬中国的数学基因

 
《中华大典·数学典》：留存弘扬中国的数学基因  
 

《中华大典·数学典》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本报记者 李芸

5月13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山东教育出版社主办的“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华大典·数学典》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中华大典》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又一大型类书，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中华大典》共分24典，《中华大典·数学典》（以下简称《数学典》）是其中之一。

“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

“‘盛世修大典，修出一部不朽之典’，这是立项之初的美好愿望。”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见证了这部大典从倡议到立项直至编纂完成近30年的历程。“但此时看来完成的大典还只是做了基础工作，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邬书林直言《中华大典》各典质量参差不齐，最重要的原因是参编人员学术水平不一。

“历史上《四库全书》《永乐大典》都是最有能力的大臣领衔而做。这样大型的基础性文化工程，学术水平不高的人做不出来。现阶段特别是30年前我国处于转型期，基础性文化工程吸引力不够。学术水平高的人不愿意做，学术水平低的人做不了，一些典启动后，编纂过程越来越难。所幸一批离开了一线、德行极高的老先生挑起了大梁。”邬书林说。

邬书林“点赞”了《数学典》的质量。据介绍，《数学典》完成后经国家出版基金办验收获评优秀。《数学典》2006年启动，数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文俊出任名誉主编。《数学典》主编、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郭书春认为，《数学典》的“优秀”不仅因有老先生挑大梁，更因有近30位中青年学者参与，“除我之外，编纂者全都是硕士、博士，大都是中国数学史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2011年董杰在内蒙古大学数学史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后，被《数学典》副主编郭世荣邀请担任三角总部的主编。董杰高效完成80余万字样稿并得到一致好评。董杰坦言自己的成长得益于《中华大典》的编纂，“很幸运参与到迄今规模最大——‘没有之一’的古籍整理工程中”。

“而且，与某些典‘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同，《数学典》各总部都是一位或几位先生从头编到底，责任心强，系统性高，重复少。”郭书春说。

“一个字不加”的创新

董杰说：“有人会认为像《中华大典》这样的‘类书’，自己都不能往上多写一个字，能有什么创新？”

类书，百度百科解释为“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辑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按门类、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既为资料辑录，当然要忠于原著，“一个字不加”。

但这并非不要创新。事实上《数学典》的诞生就是一个创新，不仅推动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拓展并丰富了我国类书的内涵和外延。

以经目为纵，纬目为横，经、纬相结合是《中华大典》的编排方式，《〈中华大典〉编纂工作总则》规定的纬目是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9项。郭书春说：“这9项是针对文史各典设置的，对《数学典》并不都合适，比如数学以算法为主，却很难归入以上9项。‘论说’和‘综述’也很难区分。后来《数学典》将‘论说’和‘综述’合并为‘综论’，设‘算法’作为纬目，这是《数学典》的创新，也是与其他典的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