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那块屏幕给了“超级中学”洗白的机会
新京报漫画/赵斌
一言为定
如果我们把改变乡村孩子命运的希望寄托到这块大屏幕上，给“超级中学”洗白的机会，只会让实现教育公平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最近，一篇叫《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持续刷屏。文章讲述了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的故事。通过直播上课，贫困地区的中学有88人考上清华北大。文章推出后迅速刷屏，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持续数日，至今不退。在社会议题高度分散的中国舆论场，这的确并不多见。
利用技术复制“超级中学”模式，令人担忧
我看了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些讨论，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说网络直播班也是从无数学生中层层选拔出来的尖子生，覆盖面很小，所以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二是说报道片面夸大了大屏幕直播的功能，忽视了国家近年来推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加分政策，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面向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专项招生计划等。当然，也有报道指出网络直播是商业运作，报道对这一点缺少警惕。
这几种批评意见，都有理有据。这个项目商业运作是事实，但是，目前看，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成本并未转嫁到学校与学生身上，似乎也无可厚非；前两种批评意见都觉得报道夸大了这个项目目前的作用，但也都肯定它的前途和方向——如果投入进一步加大，技术进一步成熟，它可能惠及更多学生，发挥更大作用。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思考中国教育，问题似乎变得很简单——超级中学是成功样本，政府、商家、超级中学三方合作，用包括新媒体在内的各种手段，不断复制超级中学课程，城乡教育不公就可迎刃而解。
但是，稍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都应知道，各地的超级中学，正是教育不公培育出来的畸形之果。正是各级政府为着政绩的需要，利用行政权力，集中调度当地教育资源、制定种种政策，打造“超级中学”，这客观地加据了城乡教育的不公。
这些所谓超级中学，既包括“衡水系”“毛坦厂”，其实也包括一线城市声名赫赫的一些中学。这些“超级中学”，在舆论场上待遇不尽相同，前者似乎多受嘲讽。但其实，细考察不难发现，这种嘲讽恐怕也是五十步笑百步。
因为都要围绕高考升学率的竞争指标，所以办学模式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只不过大城市“超级中学”的学生中，除北大清华之外，每年为数不少的人有机会进入国际常春藤盟校，让这些大城市的“超级中学”多了些傲人的资本而已。
我先后在多家高校工作，接触这些“超级中学”毕业生不算少，对这些“超级中学”的教育模式与教学效果，算有些直接的感受。我很难认同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更不能认为这些学校的办学模式代表着中国基础教育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利用新媒体、新技术推广复制这些“超级中学”的办学模式，令人担忧。
那块屏幕的获利者或是商家与超级中学
正如上文所述，每一个“超级中学”的形成，都是资源加持的结果。这些“超级中学”本该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是教育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舆论共识。只是这种改革牵扯方方面面，触及的利益太多，改革喊得多，做得少，大多数地方都在原地打转，没有实质性推进。如何找到改革的突破点，这的确是一个硬骨头。
但是，更让人不安的是，如果我们被《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所感动，把地方政府、商家、超级中学三方合力推广打造的“课程直播”视为改革的方向，最终的结果，恐怕真正获利的还是商家与“超级中学”。这种共谋打着“教育公平”的幌子，或许只会在巩固特权的基础上，制造新形式的不公，每一块屏幕可能只能让乡村的孩子看到虚幻的希望而已。
我无意批评这篇报道，但是，如果我们把改变乡村孩子命运的希望寄托到这块大屏幕上，放弃对根本原因的反思，给“超级中学”洗白的机会，让“超级中学”成为真正的赢家，只会让实现教育公平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应该看到，这些年来，众多民间力量投入教学实验探索，众多社会各界人士为解决中国教育难题进行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创新。我们只有以更加开放的态度直面困境，充分调动民间的力量，支持并吸纳多方力量的创新，制定并推广真正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找到解决中国教育改革难题的钥匙。新技术、新媒体助力教育改革，才有真正的可能。
□王天定（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