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4亿中等收入群体 如何扩大国内市场落实双循环？

　　今年2月以来，世界各国正常的经济合作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推动形成的跨国产业链与贸易往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挑战。在此大背景下，全球许多国家传统的经济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方式也迈入了新一轮调整期。

　　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5月以来，中国高层作出了“双循环”战略决策布局，被外界普遍解读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多年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进行的重大调整。如何解读中国的“双循环”发展新局？这一战略转型在具体层面如何落实？

　　《财经》记者采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前院长、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陈东敏。他们分别从大国战略、宏观经济、产业创新的角度对“双循环”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财经》：5月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双循环”新战略布局。如何理解“双循环”提出的背景？当下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张燕生：过去30年的国际环境被称为超级全球化。过去30年无论是开放还是增长，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产生了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国际工序分工。国际工序分工就是一个产品可以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生产完成，而且可以做到零库存和及时供货。那么这个体系最大的风险就是，如果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如果遇到了逆全球化，如果遇到了中美贸易战等风险，就会面临崩溃。零库存，意味着没有库存，及时供货就意味着供应链的弦儿绷得特别紧。

　　中国在过去30年实际上采取了东亚模式，也就是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小经济体的模式，叫外向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很大程度是为了推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从内向型战略向外向型战略转型，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无论国际环境变还是不变，这种战略都不可持续。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当你是小国的时候，出口导向、招商引资，别人不会跟你急。当你是大国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那么全世界就会跟你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逆全球化，有没有新冠肺炎疫情，有没有中美贸易战，战略转型都是必然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把代工贴牌产业链的链组“碳化”了。凡是为欧美生产网络和产业链代工贴牌的经济都受到重创，中国开始加速转型，实际上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此现在谈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其实已经转了12年了。过去30年形成的产业链该走的是留不住的。走的是什么？一般来讲，除了贸易战，都是成本驱动型的外资离开中国，就是到中国投资是为了找农民工，为了找廉价的土地，为了找低标准的环境，为了找血汗工厂，做了代工贴牌。像这样的模式，企业搬走是必然的，是符合规律的，留是不可能留住的。

　　到今天为止还有一部分没走，大概在中国出口的比例占不到二成，19.3%左右，我们叫传统劳动密集型的7大类出口产品，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等。如果去调研这些企业，你会发现他们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了，他们已经在传统的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玩具等基础上进入到中高端了。但即使进入中高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也很难再在中国生产。道理很简单，就是中美贸易战，比如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名、以人权为名打压新疆的棉花，认为凡是新疆棉花做的棉纺织和服装产品都是采用的强制劳动，那谁用新疆棉花做纺织出口，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谁买了中国新疆棉花做的纺织，谁就是政治不正确。这样一来的话，就属于非经济因素了，这部分企业最后也不得不走。相当于大国的政治经济的博弈，最后伤害了这些企业。但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要回到大国战略。凡大国，都是内循环为主体，凡开放大国都是双循环相互促进，概不例外。从2009年开始，实际上中国就开始转向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现在更明确提出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其实是过去12年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向双循环开放经济战略转型的一个过程。

　　滕泰：我觉得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外部挑战主要是来自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挑战。我认为11月份美国大选以后，应该会有积极的变化，贸易战会逐步降温，科技战会继续升温。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拜登当选的概率会大一点。但即便是小概率事件发生，特朗普还能当选，我觉得继续扩大贸易战的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但不管哪个人继续当美国总统，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件事情也很难改变。所以未来科技战还会继续升温。而内部挑战是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不平衡，主要有两个不平衡，一个是消费恢复滞后于投资恢复。投资目前还是比较高速地增长，估计四季度还会加速，但是消费到7月还是负增长。第二个不平衡是服务业的恢复滞后于制造业的恢复，服务业的GDP的占比已经超过53%，占比最大的服务业如果不恢复，也会制约我们经济的恢复。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双循环”，虽然海外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但是国内市场足够大、成长的空间很广阔。中国的 GDP总量大概13万亿美元，比美国的20万亿美元还小很多，但是我们去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概是5.55万亿美元，已经和美国大约的6万亿美元相差不大，所以国内市场很大；从成长空间来，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减少，从高峰时的70%已经回落到现在的50%，而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按照较宽的口径来看大概有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30%，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所以，中国毫无疑问是未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也相对合理，服务业占比53%，还有较大的上涨空间，制造业占比27.2%，在大国经济里算是最高，比德国和日本的20%高，美国的制造业占比只有11%。总体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制造业占比还会有所回落，可能稳定在25%左右，但是未来几年服务业占比还会提高。第三是我们的供应链，除了在芯片制造还有一些关键领域，应该说大部分供应链相对其他一些国家还是比较完善。所以在国内市场大、产业结构相对合理、供应链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国内国际“双循环”应该说是具备基础的。

　　陈东敏：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变化和疫情导致全球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量下降。由于很多国家疫情严重，停工停产，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暂时性中断，导致整个价值链走不通，市场需求减少。中国今年初疫情暴发比较早，政府控制也非常有利，所以现在基本上恢复生产，当然前期付出的代价也很高。我们第一季度的出口还不错，我从美国回来，发现美国目前在严重的疫情之下，有些需求还在继续增长，比如说一般的食品销售、建筑维修。大家很多时间在家里没事干，就修房子，所以美国维修中心的建筑材料出现销售增长。这些商品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所以进口量仍然非常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是高端产品销售大幅度下降，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中国制造业的一些零部件来自国外，不一定完全因为美国，因为欧洲的疫情等等也会出现中断。

　　第二个情况是，一些制造业正在撤出中国。中国经过40年的开放进步，劳动力成本已经提升了，环境保护现在都很严格了，在中国继续做过去这些低利润的制造业，可能不存在成本优势，又面临停工停产等复杂问题。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企业在考虑重新布局，比如，日本政府给些经济补偿政策刺激的话，可能就干脆回日本或者转到其他国家去。中国的产业转到其他国家去，也可能是因为中美贸易争端，中国产品出去加税，因此转到第三国家，从第三国家再卖到美国。中美争端现在主要体现在核心技术、5G、人工智能等，中国在些这方面进步很快，现在美国也采取措施，至少想减缓中国的进步，所以我们看到对华为技术的限制等等。

　　《财经》：如何理解“循环”的涵义？具体层面应该如何切入落实“双循环”的战略部署？

　　张燕生：要打造双循环的经济圈。它的“内环”，第一个就是东亚经济一体化、东亚生产网络的合作，东亚生产方式的转型和东亚的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形成东亚消费、投资和进口需求，东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网络，东亚金融、货币和外汇合作机制，东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链。这会成为双循环经济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双循环的第二个“内环”是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实际上是解决周边能源、资源合作机制的问题。中日韩的能源和资源有相当一部分依赖于地区以外的来源地供应，这会涉及与上合组织和中亚地区的资源与能源深度合作。通过双循环的合作，保证东亚地区和中亚地区之间、能源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的深度合作与战略互信，确保地区的经济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安全。第三个“内环”是扩大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合作。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新兴大国，合则双赢多赢，斗则双输皆输。

　　内循环的“中环”，重要的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尤其是欧亚大陆地区的合作，包括欧亚大陆桥运输通道建设、欧亚之间的信息基础设施互通和欧亚地区的新发展理念落地。第三部分“外环”，就是与美欧生产网络的合作，这是一场跨世纪的拔河，极少数极右势力现在要脱钩，要搞意识形态泛化的战略博弈，但绝大部分的美欧日企业家、科学家和民众还是希望合作。怎么建立起中国、亚洲和美欧之间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机制，这种拔河能不能赢，就变得非常重要。

　　内循环实际上是核心。“双循环”经济圈的基础就是内循环，内循环是主体、是立国之本，是大国发展的战略基点，没有内循环的话就谈不上双循环。但内循环不意味封闭，内循环会带动进口和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增添动力，同时夯实国内发展的坚实基础。内循环在处理双循环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三个环的经济圈。内循环是吸力场、引擎。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同时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才能形成内循环的战略依托。要采取扩大内需的一系列的措施，如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包括促进小城市、小城镇加快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不同层次城市群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同城化高度化发展，中等收入人群的倍增，恩格尔系数的倍减和基尼系数的倍减等等。

　　滕泰：经济学的“循环”是从供给到需求，从需求到供给都能实现循环。总书记在谈话里面专门提到，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新供给经济学中，我们认为供给需求的关系在新产业和老产业里不太一样。在一些旧有的供给结构里面，实际上是需求引领供给，需求的作用比较明显，比如吃饭穿衣是需求能够引领甚至创造供给，但是需求不足，比如疫情以后，就会对经济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比较重视这一块，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去刺激需求，然后搞活经济，这是在假设经济结构供给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在供给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认为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比如说在2007年乔布斯推出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0，新供给创造了自身的需求。100年前没飞机的时候，人们也想飞，但是想飞没有用，有钱也没用，需求创造不出供给来。有了飞机以后，飞机的供给才能创造飞行的需求。所以说在旧的供给结构里面需求引领供给，在新的供给升级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总量很难突破、需要转型的时候，是靠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但总体来看，所谓“循环”一定是供给也能创造需求、需求也能创造供给，不能断，某一个环节中断了，就会打破这个循环。你生产出东西后，因为贸易战无法实现出口，循环就中断了，从需求方面可以中断这个循环。或者是你明明能生产某个关键环节，它给你卡脖子了，供给中断了也不行。所谓的“循环”既包括需求自身的完整性，也包括供给链的完整性，同时也包括供给和需求二者的循环。

　　促进以国内为主的大循环，短期来讲的话，关键是要扩大消费。我们已经意识到现在消费在经济增长里占了较大比重，不是仅仅去扩大投资，总是围绕项目投资展开。但实际上真正落实下来后，由于决策惯性也好、体制惯性也好，实际上我们疫情后还是以扩大投资为主，这就造成投资恢复很快，房地产投资二季度已经是8%、9%的增长，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是正增长，而且还在加速。因为专项债第三批的落地在7月份才开始，还有滞后期，所以房地产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可能在四季度、个别月份甚至出现两位数增长的可能。但是投资相对对消费严重滞后，回升的速度很慢，怎么去扩大消费是我们扩大国内循环为主的大循环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只有最终消费起来才是真正的内循环大循环。如果你投资起来以后，消费起不来，它最后还是会形成产能过剩，它就浪费在那儿是吧？

　　长期来看，要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我们中等收入群体才占人口的30%。这些年为什么增长慢？是因为在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里，金融和土地部门获取的要素收入太多了，或许超出他们贡献的要素收入。从要素来看，一个产品的销售收入最终要么是资本所有者、所有要么是土地所有者拿走，要么就是管理者技术者和劳动者获得。管理者技术的劳动者，都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但是都被金融和土地等垄断部门拿走了。1月-7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总量3万多亿元，而非金融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息也是3万多（亿元），说明金融部门获取的太多了。在疫情冲击、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息照收、也没怎么降，这是不合理的。过去这么多年里，土地相关的部门，不管是房地产商还是地方政府其实也拿了太多钱。GDP的总量就那么多，要么劳动者拿走，要么技术创新者拿走，要么管理者拿走，要么就被金融部门和土地部门拿走，再没有了。从要素共享来看，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原理上来讲，就是要减少金融和土地部门的垄断收益，增加劳动者、技术者、管理者的收益，这样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长期的消费才会有潜力。

　　第三个就是要强调科技创新。内循环从供应链角度看，关键环节不能被人家卡脖子。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要加大力度，但是当前科技创新还是要尊重市场原理，因为科技创新跟农业种地或者是做制造业的生产线的规律不一样，投入产出可能不成正比，靠的是人们的创造性思维，有的时候投入的产出是不确定的，投入很多钱可能没有创新出来。所以科技创新要尊重市场的规律，不能按照农业或者制造业的规律，用计划的方法去推动创新，而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去推动创新。

　　陈东敏：对于双循环，我的理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庞大的市场、完善的制造业，能不能形成我们自己的内部循环？这样经济循环仍然可以走通。当我们谈循环的时候是讲整个价值链要走通，从设计一直到零部件供应到制造，然后到销售到需求。那首先必须有需求，用中国市场可以创造需求把价值链带起来，但前提是整个价值链中间不能有环节断链。过去经济全球化的时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过去大部分制造业在价值链底端，而两头的设计和控制市场是高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开始或者已经要往两端走。如果有竞争力，可以进到高价值环节中。但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每个环节都要通，有一个环节不通，整个经济循环就不能形成。

　　没有一个国家今天可以做开发全世界所有的技术、生产所有的产品，这是很不现实的。市场太大，供应链需要的所有零部件，每个国家都贡献一部分，所以全包下来显然是不可能。但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禁运零部件是吧？有的国家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疫情过后，也会慢慢恢复过来，这本身是市场怎么恢复调剂的难题。如果有的技术需要经过比较长周期的开发，那企业和研发机构，一定要做未来市场是否稳定的预估。当时转产做口罩的，现在产能过剩，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产业内部还是要做一些梳理，补短板。

　　一部分现成技术转过来可以做，我们把技术重新组合来解决一个技术难题，这部分容易补。但如果缺乏关键技术、缺乏材料，还得再有更长周期的研发创新，短期内无法说想攻克就能攻克，这是客观规律。中国的工业基础非常好，比如一些软件可以很快进行调试，但一些新材料、精密仪器、高端装备等，可能还得再研发段时间才有可能出来。现在市场、企业、政府应该研究，怎么比较有序地进行调控组织。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类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复杂的情形。

　　我认为现在需要真正建立一支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团队，而不是把钱堆给科学家，希望他们替政府做出市场需要的产品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要把探索性的研究成果找到合适的市场进行应用，要确定产品市场，用工程的方法生产出来，这些环节需要多维度的胜任力，已经不再是科学家原来做科研的那套能力和方法，必须深度了解市场，了解商业规律，了解经济价值怎么形成，技术怎么变产品，产品怎么变商品，商品最后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涉及很深的商业知识，确定市场后，需要做产品的工程知识方法，关注产品的良率、一致性、可重复性、成本控制等等。这些在科学研究中不是主要问题，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的人来做。

　　另外，现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应该把装备能力开放给企业，帮企业解决一些问题，这会缩短很多时间。我们的大学、研究所过去天天发文章，这个时期应该将整个评价导向倒过来，鼓励大家用已有的装备能力协助企业做关键性技术的攻关，填补价值链的环节。大学要加紧完善跟企业的合作，把制造部分交给企业。中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将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和大学的科研能力融合起来，可能会减少很多问题。

　　那怎么去组织？怎么知道一些技术确实对价值链很重要？我认为政府需要做些系统性梳理，到底哪一些环节现在会有问题，或是出现进口的中断，必须走进口替代？需要系统性地做些产业链分析。当然，市场也会反馈出来，但利用中国的优势，如果去做些分析的话，可能就知道怎样打通整个价值链的环节，真正用需求把价值链拉起来。这跟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有很大区别。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比较大的制造业，那么能不能打通内循环，用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创新不能只集中在某一点，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比较系统性地梳理一些重大的工业体系，至少让一些工业体系能走通，整个价值链能带动起来，这可能是需要系统性布局、进行政策导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