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中国发展从顺势而上到了顶风而上
作者：CDF
题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近日接受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DF Insight（CDF洞察）栏目独家专访。CDF Insight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推出的深度原创栏目，聚焦论坛财经、时政类重大议题。
目前世界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在多国出现第二次暴发，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仍在，美国仍处于权力交接关键阶段。访谈中，黄益平表示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背景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能在短期内稳定经济，但长期增长仍需依靠结构性改革。中国应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黄益平教授在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
谈全球：应开始考虑宽松后政策退出机制
长期增长仍需依靠结构改革
CDF Insight：今年冬季在一些国家再次暴发的新冠疫情，将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什么影响，金融体系又应为此做哪些准备？
黄益平：短时间内，疫情风险仍将存在并影响我们的经济，无论是对实体经济活动还是对市场信心或预期的影响，都会维持相当一段时间。
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更加复杂。市场最怕的就是“吃惊”。如果说市场本身对于新一轮疫情有心理准备的，即使出现疫情反弹，也在预期当中，那么市场是能够消化的。
第二波疫情对金融体系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疫情持续恶化，货币财政政策方面将需要采取新的措施，稳经济、稳社会、稳政治，是各国政府决策当局都要考虑的。但经过上一轮的扩张以后，货币政策还有多大的空间值得讨论。
总体上来说，经济持续低迷，不确定性还长期存在，都不是好消息。
CDF Insight：为了应对今年初的第一波疫情，各国采取多管齐下的方式刺激经济。目前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以应对第二波疫情？
黄益平：能采取的措施还是有的，在应对短期危机、尤其大危机爆发的时候，决策部门会采取所谓 “whatever it takes” policy，中文可以翻译成“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
原来人们一度认为政策空间基本已经没有，但现在各国大幅宽松流动性，再加上负利率政策——各国央行还是很有创新精神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将来怎么退出，什么时候会退出，会导致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金融危机以后，各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经济一直没有回到危机前的增长速度，通胀水平也比较低。按照常规的构架，货币政策是以盯住通胀为主，通胀没起来，货币政策就不会退出。
但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如果短期内经济很难恢复到原来的增长水平，各国也就很难很快退出宽松，这种情况下常规规则是否仍然管用？是否需要考虑新的规则？
其二，长期的货币政策宽松会不会导致大幅度通货膨胀？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大幅通胀风险不大。在经济不强劲时要把通货膨胀拉起来是很难的。因为这种情况下，流动性大多给了僵尸企业：看起来有就业、有生产、有增长，但这些产能生产出来的都是没人要的，这反而会导致通胀进一步下降。
但针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随着货币政策越来越难退出，可能会加剧一些结构性矛盾。看全球危机以前美联储的经验就知道，格林斯潘时代（注：指1987至2005年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通货膨胀没有起来，货币政策一直宽松。他认为货币政策尽到了责任，经济增长也很强劲。但后来我们知道，次贷的风险就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中酿成了。
所以我的观点是：第一，货币政策是应该做的；第二，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不能退出，将会导致一些问题。虽然现在很难准确地说是哪些问题，但目前金融效率直线下降是很明显的。
CDF Insight：新冠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如何？
黄益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安倍经济学，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上结构改革。其结果是货币政策很宽松，财政政策比较积极，但第三支箭——结构改革进展不太大。这恐怕是现在世界各国都面对的问题。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的是短期宏观经济稳定问题，但提高效率、支持长期增长要靠结构改革。
从这个角度来看，欧美主要国家金融危机后结构改革的力度是不够的。经济要反弹，要恢复到全球危机前的增长速度是很困难的。
谈国内：坚持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
这是我国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
CDF Insight：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发布了“十四五”规划和发展纲要建议稿，其中您最关注的是什么问题？
黄益平：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央提出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双循环，一个是建立相对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
一方面更多地靠国内的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靠生产创新和产业升级，解决循环的供给方面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疑虑，解读上总有一些担心，我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但客观地说，风险也不是不存在。
比如，国内大循环能不能在持续坚持对外开放方面继续往前走，同时让增长的重心放在国内市场上？讲国内大循环是对的，但是前提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地开放，这是我们过去长期成功的经验。
科技创新也是一样的，科技创新、独立自主，但最终还是要坚持市场原则。独立自主创新并不是意味着政府一下子把资源集中起来，让某一个企业去做。产业政策可以有，但还是要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
CDF Insight：您认为自主创新不能建立在行政力量驱动的基础上。
黄益平：对，创新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很难由一个中央计划者来决定要投哪一个项目、支持谁来做。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经验，比如如果把产业政策提供的保护变成了利益，幼稚产业永远成长不起来——当政策变成了一种可以争得的、获得的利益，谁还会把努力放在工作上？
所谓产业政策坚持市场原则，第一不能限制竞争；第二，只有在那些市场失灵的地方，才需要采取产业政策帮助其迈过障碍；第三，要明确退出机制，任何好的产业政策都需要有明确的退出计划。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举国家之力去做一件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问题是我们需要突破的技术千千万万，每一项都举国家之力去做效率是很低的。
CDF Insight：五中全会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变化，中国目前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对这个定调您怎么看？
黄益平：我们现在面对的国内外形势的确有一些改变。
国际大势西强东弱的基本格局还在，但动态来看是东升西降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从过去顺势而上发展，变成了顶风而上。
国内环境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过去我们的目标是奔小康，现在小康社会要建成了。过去我们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经济，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成本提高。所以，创新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都引出我们刚才讨论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我理解，新格局其实就是两个大循环，关键一方面在于国内需求，另外一方面在于创新。
CDF Insight：“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是新发展格局表述中重要的一个部分。您认为，未来的国际合作和此前40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黄益平：过去的国际合作更多是接受或融入国际体系。虽然我们在各个领域的融入程度不太一样，但总体上说，中国接受国际规则，世界对我们的接受度也比较高。
一方面，他们欢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另一方面，当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小国经济特点就是不管做什么对世界市场都没什么影响。
而大国经济做什么都会对世界市场产生影响。这时要与外国合作一定是有利有弊的。
今年，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社会零售市场，即便将来我国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仍然可能是全世界最大同时也最强劲的消费品市场，对全世界的公司而言都有巨大吸引力，所以机遇肯定也很多。
但比如做贸易，贸易额增加会对他国有一定的冲击，甚至不排除导致一些人失去工作，造成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基于这样一些短期问题，国际合作难度就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思路是很好的。
总体而言，不管外部经济环境如何变化，怎样困难，在大方向上我们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如果外界对我们造成的所有压力都是基于国际规则，我们往前走的决心也可以更坚定一些，因为融入世界经济、国际体系本来也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进一步改革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
CDF Insight：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打压是否可能源自所谓文明的冲突，或由意识形态引发的呢？
黄益平：这种风险是有的，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以后，西方世界对我们的偏见明显加深。
中国还是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让人切实感受到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向前走是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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