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商银行被监管确认＂无法生存＂ 再次警示金融界三条＂不归路＂
陈志龙 | 文
作者：高级记者，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特聘研究员，财经专栏作家。
上周五，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称，在对包商银行接管期间，经清产核资，“确认你行已严重资不抵债，无法生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货币和监管当局根据包商银行已发生“无法生存的触发事件”，决定对2015年包商银行发行的二级资本债按照合同约定全额减记。
二级资本债是商业银行为补充资本而发行的债券，期限一般在5年以上，也有无固定期限的。
资料显示，包商银行2015年发行即将到期的二级资本债为65亿，加上持有期的利息，本金和利息超过了70亿。
由于资本债的特殊属性，当银行出现重大风险时，它的赔偿顺序是排在银行存款、其它负债之后，普通股权之前的。
随着包商的破产重组，如今市场持有的二级资本债成了废纸一张。所谓全额减记，即持有人买者自负，本金全无。
相对于对存款人的分级分类“打骨折”的兑付，银行同业持有的包商银行二级债权血本全无，这是我国金融市场破天荒第一次，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具有教科书意义的风险教育事件。许多人说，这让人想起当年的“广信事件”（注：1999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书，通过破产关闭）。
这几年间，由于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不足，银行间的金融市场业务风生水起，从早期较单一的同业票据（转贴现业务）发展到同业存款、互相认购对方理财产品、二级资本债等。
一些个体户式的民间票据中介从企业收购票据，通过银行内部人获得企业承兑授信信息，等银行给企业开出承兑汇票，便动员企业将票据背书转让至“中介”掌控的公司名下，票贩子通过与中小银行合作贴现背书，这样的汇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银行间不断地转贴，实现信用的循环放大，大量资金借助票据“空转”，票贩子在巨额资金的倒腾中牟利。
今年上半年，出现涉案金额高达200亿的80吨黄铜变黄金的荒唐闹剧，而一块砖头包在废报纸里假冒亿元票据或者“狸猫换太子”等票据调包案前些年曾一度高发，其涉案金额巨大，关联关系复杂，社会影响恶劣。
在央行和银监部门的重拳之下，票据业务风险的管理薄弱环节近年来得到了有效的补漏。但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各种交叉性的表外业务十分红火。一些小银行，比如三线城市的城商行和十八线的农村商业银行，他们的资本债本来就比较难发行，一般是交叉持有。比如A购买B的资本债，B购买A的资本债，复杂的还可能加入C三角交叉。这种交叉持有，实际上就是一种会计游戏，风险在小银行之间积累放大。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会产生链式的连锁反应。
这些年类似风险事件高发，一个根本原因是“两多一少”，钱太多，金融机构太多，好标的、好资产太少。无奈之下都挤到同业业务上去，因为总是想着银行不会出问题。
有个笑话，内地一家小银行的董事行长带着几个人到深圳的某个民营系的资管公司，颇有“心机”的接待方安排洗了把澡，吃了大餐，几个亿的资金就出去“委托理财”了。
几年前，我曾在某地开一个座谈会，多家中小商业银行代表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地要实施“做大资管、做大通道、做大表外、做大投行”等四大战略，这与他们传统的存贷款业务风马牛不相及。闻之大为吃惊。
我说这两种业务洞若天渊，打个比方犹如南极洲天气的数据对于夏威夷的天气预报作用一样。也曾善意提醒他们“要小心啦！传统商业银行与投行业务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小银行无论是人才储备、业务流程、风控体系都不能满足这些业务开展的需要”。
记得当时问了他们几个问题：你们有业务基础吗？有人才储备吗？这些创新型业务的审批流程、风控体系与传统业务规章如何并线？如何进行新旧业务的风险隔离或者应急处置？
他们的回答很含糊，对风险几乎没有什么认知和预判，说“反正都是‘通道’”“没人就花钱到上海找呗”“自己不会就把钱给人家做呗”。
几年下来，风险的浪头一波接一波。第一波是大面积的债券浮亏，第二波就更麻烦了——如果你前些年把钱给了去年爆雷的包商、恒丰、锦州或者其他尚未暴露的“暗礁下的银行”，如果你与明天系、海航系、紫光系、鞍信、川信等数十家民营高风险机构建立了顺畅的“通道”，你出去的钱何时能回得来是未知数，没准哪天就冒出个“全额减记”，当家人估计睡不好觉了。
长期以来，银行的牌照信仰、平台信仰、大国企信仰、大而不倒的信仰，使得不少人成了睁眼瞎，而最近连续出现的信用债违约市场又给人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的风险教育课。
包商银行作为公众银行，已经连续两年不能正常出具年报，相关会计和审计事务所主动请辞，但仍然有大量的同业机构闭着眼睛把动辄数亿数十亿的资金交给它，狼吞虎咽地持有它利息稍高一点的二级资本债。
众所周知，银行因为特殊的信用创造机制，其同业业务是做大规模、“鼓大肚皮”最简单的手段。有的肚子是做大了，但是一肚子的气。全是空的。有的同业业务为了完成某个时点数，交易对手给出高于市场价格几十个点的BP，就以为是捡到宝贝挖到金矿了，狼吞虎咽，以为吞下去的是蜜糖， 哪知蜜糖只是糖衣，里面是砒霜。
有的银行甚至在包商被宣布接管的当天还把大量资金打入到对方帐户，损失惨重，结果也可想而知。应验了西方金融市场著名的“火鸡理论”：“喂你投食的那只手可能是最后拧断你脖子的那只手。”
去年以来，以包商、恒丰、锦州为代表的多起银行风险事件说明，庞氏融资和影子银行的清算已拉开序幕。
长期以来，金融业热衷于通道类业务，因为缺少资本金约束，行业门槛低，可以闭着眼睛盲目加杠杆，理论上“可以想做多大做多大”，甚至可以做到无穷大，规模很容易如爆米花般地膨胀开来，但高杠杆叠加的金融体系是最脆弱的。
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在欧债危机后的一篇文章中说，每一场危机都把我们推向金融世界中“伟大的死亡边缘”。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几乎定期发生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史中，像寒武纪末大灭绝造成90%的地球物种消失，或者白垩纪第三纪的灾难造成恐龙灭绝。
如果说这种自然界的“伟大的死亡”是因为气候变化破坏了全球的自然环境，而金融机构的“伟大的死亡”往往是因为一场人为的灾害缓慢而痛苦地改变了金融体系和秩序。这道出了我们迷恋的通道和资管业务的高杠杆的本质所在。
中国有句老话，水落石出。虽然一轮又一轮货币洪流提供的充裕流动性短时间淹没了风险的礁石，但累积的问题并没有消化。去年的三家中小银行，今年的多家信托、地方平台和个别央企及一些大型民企的债务违约，都是大量以表外业务、所谓创新类通道型业务过度膨胀杠杆失控的结果。
伴随着风险事件的出现，相关的银行及非银机构都一头撞到了挡风玻璃上而鼻青脸肿，满脸是血。这既是必然，又是宿命。
上世纪90年代，金融业违规拆借大量资金通过银行自己的信托机构放款，形成巨额不良。由此展开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当时朱镕基同志以副总理身份兼人民银行行长，在那种乱象纷呈、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朱镕基说：“我主张为政要严，我们的银行更要严。以今天为界，今后继续搞两本账，用假单据套外汇、炒外汇期货的，不管什么人，一律清除出银行队伍。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银行就无法办下去，也办不好。”“对那些腐败分子、极端不负责任的分子、素质很低的领导干部，请他们让位。”
他强调，“要切实加强金融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要大力培养人才，要选拔一批懂宏观经济、懂财务管理的人才充实金融机构领导班子，要选择、使用真正的专家型人才。”
在90年代初的那场金融整肃中，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银行系统有三种人非常危险，对他们不能放松警惕。第一种是特别贪婪、特别疯狂的人，为了个人享乐，一切在所不惜，不计后果；第二种人主要是领导干部，对国家利益、资金安全极端不负责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胆子大的不得了；第三种人，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非常低劣，无知而又胆大，干出很多荒唐事情。”
从恒丰的两任董事长“前腐后继”，再到最近发生的多起金融大案，都说明治乱的历史正在循环回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中非线性的骨肉关系的相互纠结缠绕，注定了每一波风险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每次新的挑战都会引起链式的连锁反应。
近年来，金融系统不同板块的跨市场风险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复杂有机体，所有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都是相通的。
次贷危机的教训证明，金融市场各部类这种唇齿相依的咬合对危机触发、发展和深化会起到关键性作用。一个环节出事可能就会火烧连营，甚至可能把整个系统推入“一片火海”，其风险处置难度之大可能超出我们的传统认知。一个市场发生险情，会迅速传导到相关市场，并互相强化共振。这种病毒式、管道化传播也是金融体系致命的脆弱性所在。
次贷危机后，美国人说金融体系就像是水泵房内的动力学结构图，而不是会计手中简单的资产负债表。当然，它也不完全按照液压物理学规律运转。它就像到处都是水管、锅炉和储水罐的复杂迷宫，液压阀、水管装置和辅助泵无所不在，并彼此精巧地相互连接。
在一个“水泵房”和“水电气”相互交缠的复杂系统中，任何一个“小泵房”水管破裂或者电光火石的事故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甚至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Domino effect）的效应。
一个复杂的高杠杆交易型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
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多重政策叠加，各种信号此起彼伏，其间的碰撞和扰动强烈，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上升。越是困难，越要有定力，叩问并坚守初心，越是要防微杜渐，戒慎戒惧不放过每一个风险点。
一位非常熟悉金融业务的领导人最近在上海的金融40人论坛上说：“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这“三条路”的选择是对近年多起金融风险事件的深刻解剖，也再次如黄钟大吕向金融业敲响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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