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照亮当代文艺实践(2)

传统文论是千百年来在中华文化圈中形成的一个自足的话语体系，凸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蕴含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哲学观念、价值取向与审美风尚，而且有着自身独特的术语表达、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以及完善的演进、生长轨迹。

传统文论注重文艺教化功能，闪耀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情怀。传统文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高度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强调作家的伦理修养与德艺双馨，推崇作家培育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深厚的精神境界。元代戏剧家高明呼吁“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刘熙载提出“诗品出于人品”，强调作品的精神品格源于作者的道德品性，而作者应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性。王国维指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认为作者高尚伟大的人格是创造高尚伟大文学的先决条件，屈原、陶渊明、杜甫与苏东坡正是这方面榜样。明朝李贽提出“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把作家的赤子情怀视为创作的基础性要求。

源于中国史学的发达，传统文论注重文史哲贯通，积极汲取中国历史的叙事经验。清代章学诚主张文史相通，提出“六经皆史”，并且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史学”品性、中国史学的发达与历史叙事的深厚渊源。刘熙载高度称赞《左传》的叙事经验：“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里写道：“考虑到中国作为史学大国，从《春秋》，尤其是《左传》开始的史学作为‘小说之祖’的身份，是不应该忽略的。小说家多从史籍中讨教叙事的章法，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的重要传统。”诚哉是言。

传统文论包含着由中国术语、范畴与原理构建的话语系统，折射着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思维与审美情趣。无邪、比兴、风骨、隐秀、意境、意象、兴味、性灵、教化等，都是传统文论的基本术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兴观群怨、立象尽意、文以载道与情景交融等，构成传统文论的基本原理。齐梁时期的钟嵘《诗品》等以诗性语言表达文学鉴赏，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标举雄浑、冲淡、高古、典雅、洗炼、劲健、自然、含蓄、豪放、清奇、飘逸、旷达等风格，是对中国人思维观念和审美方式灵动而精确的把脉。严羽认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话里昭示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自觉，令人想到黑格尔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王国维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凸显中华民族独到的审美观察和艺术眼光。

重新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

传统文论是深深扎根我们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束束“花朵”，在当下依然是鲜活的。不能将传统文论束之高阁，自然也不能照搬挪用，而应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掘传统文论的当代意义，使之更好地作用于当代文艺实践。

摆脱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文化失语症”的困扰，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亟待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文论不可替代的优势。杨义在《中国叙事学》里写道：“中西文化是两个虽然有所相交……但依然是不同心的圆。倘若不加消化和变通地把另一个圆所引导出来的理论体系，硬套在这一个圆上，就有可能失去这个圆心附近属于精华，或属于自身特色的一些东西。”他坚持不能简单地运用西方文论来衡量与评估中国传统文论，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叙事学遮蔽中国叙事学，主张“返回中国叙事本身”。这是极具建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