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助力考古，勾勒生动历史细节(2)

长江口二号沉船的一个双耳瓶里，塞满了50件小杯子，中间垫有稻壳。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翟杨介绍：“通过DNA研究等方法，我们发现这些稻壳应当来自江西。因为瓷器是景德镇的，我们推测双耳瓶里面的瓷器是在江西装好了之后，再运到上海的。”小小的稻壳，为复原长江口二号船货的贸易运输线路提供了线索。

复原船上的社会生活，也少不了科技襄助。“船上有一个储物罐，我们从其沉积物中提取了十几味中药材的DNA，这些药材可能是当时用的消炎药。”翟杨介绍，围绕长江口二号沉船遗址埋藏过程及其与北港航道的关系、航线及船货贸易运输路线、船上社会生活及功能区、沉船遗产等课题，设计了系统性的科技考古研究方案，涉及沉积学、埋藏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利用多种技术手段，提取和解读了沉船这个“时间胶囊”的历史信息。

未来，科技将会讲出长江口二号沉船更加细节丰满、立体、生动的故事。

科技之翼助考古高飞

如今，科技与考古融合是大势所趋。各种科学研究手段深度介入田野调查、勘探、发掘、整理等考古工作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为解决重大学术课题提供重要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表示：“科技考古各领域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理论话语研究体系，不断提高考古学的研究水平，扩展考古学的研究外沿。”

不过，虽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中的应用已硕果累累，但是仍存在一些深层次共性问题尚未解决。陈星灿表示，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基础性、原创性成果少，特别是在高效率、高精度和高分辨率提取和阐释考古信息方面短板较多；研究队伍规模小，研究设施和硬件不完备，导致科学技术与考古学的整合能力不足，仍然存在田野考古与实验室研究‘两张皮’现象；关于样品采集、检测分析的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多学科团队集中研究关键遗址的示范性案例较少；考古大数据研究进展缓慢；考古资料的价值阐释及其国际传播工作与国家需求尚有差距”。

关于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的关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二者需要整合，最终合而为一，“科技分析应该成为考古的常规做法与手段，成为考古的方法论；考古学的理论阐释和专题研究，应该为科技分析提供问题导向，提供分析的素材，并为科技分析提供成果的出口”。高星相信，在未来，科技考古会成为考古教学的常规课程。

今后科技领域与考古的链接点在哪里？高星分析说，可能在于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他认为，AI技术可能渗透考古调查、发掘材料整理、数据分析，甚至论文写作的环节，但不会完全取代人工操作。他也指出，AI技术“在辅助人类制定调查与发掘计划、材料分类、碎片拼合与器物复原，包括考古制图、测量、各类痕迹分析等方面，其标准化和客观性有助于纠正人类的主观认知偏差”。

数字化技术也可能会成为行业的“硬核”配置。在高星看来，考古行业数字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图片文字等资料的电子化数据库，将成为考古机构的标配，“行业间将建立起数据的标准规范和互通的准则，逐步实现共享共建，考古研究应逐渐摆脱地域、语言的制约”。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有效数据的生产加工能力、数据的质量与数量、具有知识产权数据的拥有量、对数据共享平台的贡献度，都将成为评价考古科研机构与高校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