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生生不息(2)

除了官学，中国古代的私学也相当发达。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先河，他主张“有教无类”，曾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的美誉。此后，中国历代退休或半退休的官员，甚至有些在职的官员，作为饱读诗书的儒生，都特别喜欢讲学、游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古代书院的勃兴。武斌先生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中说：“书院作为教授生徒的教育机构起源于唐末，历经五代、宋、元、明，数百年间发展滋蔓，遍于中土。宋明时期，著名学者多以书院为讲坛，阐发学术，培植学派，在士子中的地位傲然于官学之上，遂成为与官学相辅而行的教育组织。”著名的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被后人称为四大书院。其实古代其他大大小小的书院还有很多，比如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曾在江西铅山鹅湖寺讲学，各抒己见，展开激辩，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后的明代，在此地建立了鹅湖书院。

当然私学不光有书院，还有作为私塾而存在的家学，以及免费为穷人举办的义学等。清末武训行乞兴办义学的故事，就曾广为人知。这些办学形式，与官学相辅而行，并形成互动。可以说，它们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文化因交流而精彩

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形成，肯定要经历漫长的孕育和成长过程，其中不仅会有内部各种思想的交流、辩论和融合，还势必要与其他文化和文明开展广泛的交流互鉴。在这方面，中华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诸子蜂起，相率论道，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并由此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根脉。武斌先生就此指出：“百家争鸣意味着思想的交锋与激荡，也意味着空前的文化交流。诸子百家，各持己说，相互驳难。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党同伐异在所难免，但更多的是相互吸收、借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是百川汇流、多元融合，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可谓这个“汇流”“融合”的交汇点。

关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一书更是多有强调。在谈到元代的文化发展时，作者指出，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不仅包括“外国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而且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向西方传播”。代表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最高成就的四大发明，随着中西文明交流互鉴而逐渐向外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秉持这种理念，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将继续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