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谈早期七言诗体的核心功用

原标题：从出土文献谈早期七言诗体的核心功用

中国古代诗歌体式研究中，七言的起源及生成原理等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议较多的。近年来，古代文学史学者结合传世作品和新出土文献进行了有益的深入探讨，大致形成了一些共识。目前，大家已经认识到，七言是四言字组与三言字组在骚体和民间谣谚中同时探索磨合出来的节奏关系，在先秦文学中已存在七言诗体的必要条件和远源，到西汉时代双音节词增多，较为成熟的七言诗体逐步登上舞台，东汉以后则已相当流行。不少学者也已归纳过，早期七言诗体的出现场合大致有：民间人物品评谣谚、字书歌诀、郊祀及镜铭等颂词以及王逸《楚辞》注等。（葛晓音《早期七言的体式特征和生成原理——兼论汉魏七言诗发展滞后的原因》）可是，为什么七言诗体会集中运用于这些地方，五言、四言等常见的汉代诗体，却较少通行于所有这几类场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换句话说，七言诗体从一开始孕育到成熟，其内在的体式特征与现实功用之间究竟有何种特殊关联？

从新出土文献提示的汉代七言诗体的形式特点、运用场合及自我定位来看，七言之所以在汉代成立并流行，主要并不因为其适宜于“堆垛物名”，而是与它内蕴的“四/三”解释性结构适应社会教化和宣传存在直接关联。四言、五言因为字组结构较为简单，句与句之间关系紧凑、意脉融通，更适合于叙事、抒情，故与早期七言的功能和运用范围有比较明显的分途。

七言诗源头的一个争论焦点是关于完整七言诗《柏梁台诗》的真伪、时代。对此诗性质的正确认识，是解决早期七言诸多问题的一个突破口。胡小石先生从诗句意涵的分析角度也是持伪托说的，认为“即便在汉代就有这篇东西，也断不是汉武帝君臣所作的”，他同时主张“此诗的来源，现在也未尝不可以窥测一大部分。这是后人戏仿汉代字书而作成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这一推测在《柏梁台诗》旧有争论中最显通达，极富卓识。在胡先生讲稿出版之前，我曾对《柏梁台诗》的几句疑难文句作出新的解释，指出这首诗从文本角度出发，最平实的理解就是对汉代帝王及各层级职官身份、机构职掌的铺叙和议论，而且并不拘泥于每官一句；受到敦煌汉简和流散的汉代木牍七言《风雨诗》文句内容及特点的启发，我尝试论证了《柏梁台诗》是西汉中后期闾里书师编纂用以普及职官名物的俗文学作品。（郭永秉《〈柏梁台诗〉的文本性质、撰作时代及其文学史意义再探》）这一观点与胡先生的推测不谋而合。出土七言《风雨诗》最后的畸零句自道其功能是“兴章教诲（或作‘敦教’）兮诚难过”，自矜其诗在敦厉社会教化、普及文字和知识方面的作用，与《柏梁台诗》末尾“迫窘诘屈几穷哉”一句感叹戏仿字书之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给我们认识七言诗体在汉代的核心功用带来了重要启示。

如果我们将《柏梁台诗》“柱枅欂栌相枝持，枇杷橘栗桃李梅”等句与汉代中后期出现的七言字书《急就篇》等比较，就很容易明白这些作品的语文教育功能。从字书的编纂体式变化角度，结合出土资料的新知，在七言名物词堆叠的功能之外，可以看到更为关键的七言韵文演化的过程。秦代编纂的《仓颉篇》等字书，承袭西周《史籀篇》以来的体式传统，本是四言的作品，西汉断六十字为一章以后的《仓颉篇》，有的被铺展为七言体，例如水泉子汉简《仓颉篇》每句后三字是“对四字文意的一个顺势延伸，有简单训释的意思，使前四字的意义更加完整或确有所指。”（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苍颉篇〉蠡测》）“四/三”结构这种内蕴“简单训释”的形式，有极为明显的说解宣教意味，正出于民间基层教育的目的，也应当是西汉中期以后蜂出的七言字书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水泉子七言《仓颉篇》是受到《凡将》《急就》《元尚》等字书的影响而作，似不如把此类七言字书视作确立七言教化功能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更为妥当。余冠英先生曾指出，东汉时代“王逸所作楚辞注往往用整齐有韵的句子而赘以一个‘也’字。如将‘也’字删去便成韵文”。（《汉魏六朝诗论丛》）其实，这种意脉并不连属的七言有韵注文体式，并不是到东汉以后才出现的。《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以下十多条，和一般的解释词义的条目有很明显的差异，它们是解释《诗经》中一些叠音词在诗歌中的兴喻之意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指出，这种内容与汉人的章句之学的体裁最为接近，它既是对原来《诗经》文本的解释，也包含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在内，类似于汉代“傅（赋）”的体裁（如刘安作“《离骚》传〈傅〉”）。（《王逸〈楚辞章句〉研究——汉代章句学的一个面向》）如果我们同样把《释训》这一部分每句句末的“也”字去掉，就成为“子子孙孙引无极。颙颙卬卬君之德。丁丁嘤嘤相切直。蔼蔼萋萋臣尽力。噰噰喈喈民协服。佻佻契契愈遐急[亟]。宴宴粲粲尼居息。哀哀凄凄怀报德。倏倏嘒嘒罹祸毒。晏晏旦旦悔爽忒。皋皋琄琄刺素食。欢欢愮愮忧无告。宪宪泄泄制法则。谑谑謞謞崇谗慝。翕翕訿訿莫供职。速速蹙蹙惟逑鞫”这样一篇十六句职觉合韵的七言韵文（职觉合韵的押韵形式多见于《诗经》《楚辞》，时代特征当并不很晚），同王逸注《楚辞》的形式极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七言韵文所释解发挥的叠音词兴喻之意，大都又和《大雅》《小雅》《王风》中关于君臣德行、操守、规范以及治政得失的社会意义相关，密切配合诗教的主旨，在知识阶层起到教化讽喻功能；西晋时代郭璞注《尔雅》，于此处即着意模仿《释训》的体式特征（参看臧琳《经义杂记》卷七《〈尔雅〉经注用韵》条），也是诗教形式上的一种传承。这一现象不但是离析《尔雅》文本内部的层次早晚的线索，更提示我们，早期七言诗体文句之间意脉缺乏连缀的表象，正是七言诗体内在的说解、教育功能导致的。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回过头去分析一下汉代常见的七言诗体经常出现的那些场合，会发现其宣传教化的意图是明晰地贯穿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