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与史传：比较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2)

对于伦理厚度的表现，陶诗完整而饱满，史传则显得扁平单薄。陶诗通过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温柔敦厚的社会伦理、温良忠直的政治伦理建构了一个温厚丰满的伦理世界：行役途中“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的期待，闲居岁月“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的欣喜，从弟早逝后“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悲从弟仲德》）的哀悼，时代洪流中“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其四）的梦想，共同昭示着诗人孝悌慈爱的亲情向度；“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的欢言得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的志趣相投，则彰显着诗人热诚真挚的友情向度；以“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赠羊长史》）等语委婉劝谏周续之、羊长史等人远离刘裕、隐居避害，则是正直忠厚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反映。而伦理维度在史传中表现得并不充分。例如交友，史传的叙述多局限于泛泛之交，即便是好友颜延之，叙述重点也并非情款光景，而是二万钱悉送酒家的韵事；至于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宋书》和《南史》的反映也比较有限，如通过《与子俨等疏》《命子》等文的征引约略反映渊明的亲子之情，通过“书甲子”的叙述回应陶公不事二朝的政治态度，而这些材料在《晋书》中甚至消失了踪影。可见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的聚焦，出尘之志多于人间之情，故其笔下的形象也就淡化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色彩。

对于人格高度的表现，史传集中而清晰，陶诗则显得间接分散。诗歌的本质是言志缘情，故其对整体人格的反映并不直截了当，而是需要借助各种文学手段才能达成。陶诗表现的诗人品格虽然面面俱到、丰富立体，但它们散布于婉辞隐语之间，隐藏在托物言志、借古抒怀、艺术虚构等文学手法背后，湮没在鸢飞鱼跃的审美镜象和喜怒哀乐的情感细流之中，需要读者用心寻绎、细心捕捉。相较而言，史传文体则具有夹叙夹议的天然优势。“一史二书”就是有意通过直接明了的三层评述，集中而清晰地表现了陶渊明的人格高度。首先，在陶渊明的传文中，通过“少有高趣”（《宋书·隐逸传》）、“真率如此”（《宋书·隐逸传》）、“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晋书·隐逸传》）等评语直接定位陶公的人格类型；其次，在《隐逸传》的序文中，通过将陶渊明归入“贤隐”之列、目为隐士之首，肯定他在隐士群体中的典型地位，又通过对隐士群体“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南史·隐逸传》）等美德的发掘，肯定陶渊明的人格高度；最后，将陶渊明置于《隐逸传》而非《文学传》，也说明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精神人格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