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赋能新时代历史学发展（学术圆桌）(4)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尽可能系统地搜集、整理、分析有关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关于史料的内涵，学术界比较认可梁启超给出的定义：“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时至今日，史料的分类越来越细，除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等常规史料，还包括影像史料、音频史料等，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极大推动史料数字化构建，也在生成大量原生的或外延的数字化史料。比如，史料数据库的建设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检索、复制文献史料提供了极大便利，人工智能技术等对古籍文字进行识别排序进而激活古籍生命力，等等。同时要看到，随着史料数字化发展向纵深推进，在历史研究中也产生了“技术万能主义”等错误认识。因此，无论是面对史料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史料，我们都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正让数字技术推动历史学向更为宽广的领域发展。

　　在历史学发展史上，始于20世纪初期的西方“史料革命”倡导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由政治史扩展至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态史等。在这一过程中，史料的范围亦随之扩大，不再局限于官方档案和传世历史文献，还包括书信、日记、碑刻、家谱、契约文书、账本、回忆录等。尤为重要的是，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使用计算机技术处理历史数据，把各种形式的文字史料转化为数字信息并进行加工、处理、存储，开启了史料数字化的进程。史料数字化早期主要采用直接扫描的方式，将文献史料逐页传输至计算机内，存储为图像文件，不仅保存了史料的原貌，还使零散的史料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计算机技术将文献史料转换成文本形式，建立了可以全文检索的数据系统，史料数据库由此出现，从技术层面进一步推动了“史料革命”。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数字化史料的传输速度、拓宽了史料的获取渠道，促进各种“史料数据库”的开发。就我国而言，史料数字化开启于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脉络与西方较为相似，也是采用先扫描、后文本化的形式将“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四库全书”以及近代报纸、杂志等史料大规模地数据化、信息化，并利用网络技术开发了各种类型的史料数据库。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家图书馆、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先后建成了数以百计的全文检索、高级检索等多条件检索的数据库。以“中国基本古籍库”和“全国报刊索引”为例，前者收录了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历代文献1万多种，共计17万卷，全文约17亿字，数据量约330G，是中国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后者收录的报刊数据可追溯至1833年，至今已累计收录报刊5万余种、文献5000多万篇，年更新数据量超过500万条。此外，大量的国外史学数据库引入国内，不仅促进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更与国内史料数据库建设共同推动了史料数字化进程。

　　史料数字化使史料呈现出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极大扩充了历史研究工作者可以使用的史料规模，在多个方面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无论是史料数字化，还是数字化史料，都能让历史研究工作者占有越来越广泛和丰富的史料，有助于实现研究对象从“宏观”向“微观”扩展。历史研究工作者利用数据库中的海量文献，既可以对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等进行宏观研究，也可以对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进行微观研究，通过研究日记、书信、账本等私人文献，折射出大历史背景下个人的生活与思考，进而理解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宏观研究的不足。第二，史料数据库改变传统的历史研究方式。史料数据库将众多史料融为一体，其中的全文检索、高级检索，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快捷查找史料提供了便利。数据库使史料搜集方式从抄史料、做笔记等转变为便捷化的智能检索，在获取史料的途径、数量以及效率方面均得到了空前提高。第三，史料数字化进一步推动跨学科研究。比如，对历史研究工作者而言，不但要掌握基本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方法，还要了解数字技术的最新动态，从而实现历史研究与数字技术紧密结合。此外，针对数字化史料的研究，还需要借助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统计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史料的定量、精准分析，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能够促进历史研究视角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