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水脉兴水利 续文脉惠民生（文化中国行·走进专题博物馆）(2)

　　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和创造，沟通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等水系，形成我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推动了沿岸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较多”，古人诗句对大运河的赞扬，凸显了其在水利文化史中的价值。2014年，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来，运河滋养着两岸城市和人民。如今，随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持续推进，京杭大运河连续三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基本实现全覆盖，千年运河名片更加璀璨，大运河文化带、生态带、旅游带正在焕发新活力。

　　水运连着国运，水治则邦兴

　　水运连着国运。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善于治水。“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清初地理学家刘继庄说。

　　大禹治水成功后被人民拥护而建立夏朝，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治水祈雨的记载，春秋时管仲提出“善治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的主张……我国历史上以农耕文明为主，地理和气候条件特殊，不少王朝的兴废、更迭都与治水紧密联系。

　　在都江堰多媒体展示区，来自安徽的参观者石海霞一家四口停下脚步。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的智慧，让他们连连叫好。

　　都江堰使成都平原由“水涝之地”变为“天府之国”，郑国渠让“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些水利工程为秦统一华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

　　“今天起了个大早，慕名而来，感觉很值！”石海霞说。

　　因势利导，将水害变水利。秦国蜀守李冰于公元前256年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是世界上现存年代久远、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堵）塞水门”，四川西部从此很少旱涝之灾，成都平原变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博物馆展板上的西汉“治河赏”陶罐是汉代先民治理河道的见证物，当时用来表彰治河有功的人员。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史记·河渠书》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汉武帝亲临今河南濮阳县西南的瓠子口指挥封堵黄河决口这件事，太史公做出了“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慨。

　　黄河自古“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500多年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70多年伏秋大汛不决口，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12次大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水治则邦兴。汉武帝作《瓠子歌》嗟叹黄河洪水之危害；唐太宗亲自整顿治水机构，制定水利与水运的专门法规；清圣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大河安澜。

　　“民国时期，水利先驱们曾为系统开展流域治理奔走谋划，但因时局和国力所制未能贯彻落实，各流域的工程实践以灾后修防为主。”魏晓明介绍，“从1840年到1949年的百余年里，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失修，水旱灾害与社会动乱形成恶性循环。”

　　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当历史的大潮越过1949年，江河湖海面貌为之一新。

　　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

　　兴水利、除水害，古今中外，都是治国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