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生守护中国年画

小时候，家里房子破，墙总掉皮，全靠过年时候的一张年画给糊上，才能“保存颜面”。贴上后，家里既干净，又喜庆。年画上，或是连年有余的胖娃娃，或是福禄寿三仙，知道这些年画都来自杨柳青，但不知道这些年画背后的故事，更不知道曾有人为此坚守一辈子，直到拿到美术史论研究学者王树村先生《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这本自述。

书不厚，却是王树村先生在病榻上完成，也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作品。据他女儿林小枫回忆，当时先生身体已经极度衰弱，不能多写。她与先生约好每天书写不能超过两千字，如此直至逝世前三天，竟从未间断。最终，书定名为《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并得以出版。书中先生回望的是自己86年的一生，写的却是中国民间美术的百年沉浮。

生在杨柳青的小康之家，王树村先生从小就爱画画，后专门拜画师学习。日寇侵华，老百姓颠沛流离，喜庆的气氛不再，以至于“年画作坊倒闭，画版变卖成劈柴”。先生家也不例外，先是卖房卖地，继而卖家具古物，唯有一捆祖上留下的旧年画，不值钱，留了下来。他视为珍宝，也自此有了保护、整理中国年画的心愿。

战乱过后，新中国的成立，给了王树村梦想成真的机会。因其美术功底，1956年他被调到位于北京的《美术》杂志社工作，后又调入中国美术研究所。沉默寡言、醉心学术的他，沉浸在自己的小屋里，沉浸在地摊、字画店里，沉浸在“乱七八糟”的年画、水陆画、瓷人瓦罐里，但编印出了一部又一部有分量的研究著作，其中《杨柳青年画资料集》获得莱比锡国际书展银质奖章。

在保护古版年画的路上，王树村大多时候是孑然独行的，但也曾遇到过知音。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王树村计划报名参军，为了轻装上阵，他将一捆老年画送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收藏，没想到接待他的人看过后说：“我们现在还不收集它，没有地方存放，也没人研究。”当他卷起画来，准备告辞时，楼适夷先生走了进来。他看了一遍旧年画，对王树村说：“你去文物局找郑振铎局长看看。”过了几天，王树村真的拿了几张，送了过去，郑振铎仔细看过后，高兴地说：“这是文物，要好好保护它。”

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美术史的论著中“民间美术”的提法都没有。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民间美术的作品和作者未被文人和收藏家重视。

王树村在书中写道，中国美术发展到宋代已形成了宫廷、文人、民间艺术三足鼎立之势。有益于社会历史教育的人物画，多被民间艺人所传承。例如从宋元绘画“耕织图”一直发展到明清木刻彩印年画，都是以“明劝诫、著升沉”为目的，通过以人物为主的传统绘画形式出现在广大城乡百姓面前。遗憾的是，明清文人画重山水竹石，撰写画论画记的文人也多偏爱山水，不重视民间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人物画，更无视民间美术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一部分。

填补中国民间美术研究的空白，成了王树村一生的心愿。他探访老画师，口述记录，考察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比对临摹。最终，他出版专著70余部，收集、整理古版年画17000余幅，也许更多，最后分别捐献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天津杨柳青画社等机构。

自述最后单独设了“王树村旧藏民间美术撷珍”一章，让人眼前一亮，仿佛王树村先生领着我们，快步踏入中国民间美术史的大门。从常见的杨柳青门神秦琼与尉迟恭，到《十不闲》里吹拉弹唱的胖娃娃和典故《打龙袍》里正气凛凛的包拯，再到名著场景《大观园》，都栩栩如生。年画故事劝人向善，但最多的还是表达对“吉祥”的期盼。

艺术，是内心的表达。吉祥，恰恰是中国老百姓最本真的心愿，王树村先生在《吉祥图案与吉祥画》一文中，对此作了精彩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