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波：围棋何以成为国际性“公共精神产品”？(2)

　　纵览日本围棋的发展过程，虽然棋道体现了中国围棋“雅”的一面，但武士道精神贯穿其中。例如，日本围棋史上的著名事件“吐血之局”，赤星因彻口吐鲜血倒在棋盘前。由此可见，日本棋手将竞技胜负推向极致。

　　再看韩国，虽然围棋在南北朝时期就传到了朝鲜半岛，但朝鲜半岛在20世纪之前围棋发展并不快。朝鲜半岛现代围棋之父赵南哲曾于1937年前往日本学棋，回来后他走街串巷传播围棋。著名韩国籍围棋选手曹薰铉曾从1963年起师从围棋大家、日本名誉九段濑越宪作，他在首届应氏杯上击败聂卫平夺得冠军，在韩国掀起围棋热潮。彼时，韩国经济繁荣，曹薰铉夺冠激发了民族自豪感，不少韩国企业家出资举办世界级大赛。

　　20世纪90年代起，世界围棋刮起“韩风”，以曹薰铉、李昌镐、李世石等为代表的韩国棋手闪耀世界棋坛。与此同时，日本围棋则逐渐走向衰弱，随着经济出现疲软，日本的顶尖棋手生存环境堪忧，较少参加国际大赛，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世界围棋一度变为中韩竞争。

　　中新社记者：不少西方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中会出现围棋，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提到围棋思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何云波：纵观西方视野中的围棋与中国形象的构建，在有确切可考的文字记录中，最早应从传教士利玛窦说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提及围棋。

　　此后，英国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在《东方游戏》中介绍了围棋。德国人奥斯卡·科歇尔特于1862年到日本学习围棋，后来在德国一份大型杂志上连载系列围棋文章，产生广泛影响。1881年，《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游戏：围棋，国际象棋的竞争对手》印刷发行，这是历史上第一本用西方语言(德文)完成的围棋书……

　　在西方社会，围棋作为一种古老而深奥的东方游戏，引发了许多精英人士的关注。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等都对围棋有所了解并产生兴趣。

　　事实上，除上述列举的名人外，还有很多西方学者研究围棋，此方面的著作很多，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伯尔曼在著作中讨论了毛泽东军事策略在战争中的应用与围棋的关联，基辛格在《论中国》中也谈到围棋。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国际象棋是一种战术游戏，围棋则是一种战略游戏，围棋的战略自然与东方的谋略关系紧密，他们从各个角度挖掘围棋的多方面内涵，希望通过围棋探讨中国谋略所蕴含的独特性。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我们需要把与中国围棋有关的书籍著作翻译到国外去，同时不妨把西方关于中国围棋文化的书籍和研究翻译成中文，形成一种双向的交流与对话。

　　中新社记者：围棋蕴含着“和谐之道”，是平等竞争。您认为围棋如何能够成为国际性的“公共精神产品”，让世界共下一盘棋？

　　何云波：围棋既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现代精神的体现，它体现着平等竞争、和谐之道。围棋首先强调的是平等的竞争关系，中国人把手谈看作是平等的，与象棋的消灭对手不同，围棋以礼始也以礼终。

　　围棋的和谐之道，与中国传统之“道”有密切联系。“道”，既是儒家的仁德之“道”，道家的自然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和谐之“道”。如果说儒家为围棋提供了一套价值评判的尺度，道家则更多地与棋人的生命追求、棋艺境界相通。

　　围棋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性的“公共精神产品”，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