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轴线：一条擘画了七百多年的文明线(3)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忽必烈尊重周礼，看重大汉文化。元朝之“元”，即出自《易经·乾卦》的“大哉乾元”。他们遵照《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法则进行规划，宫殿居北面南，寓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在中轴线上分别建设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两侧布局坛庙和官署；全城设计成棋盘状规整的街巷格局，以《周易》之爻辞卦辞命名各个城门，用离卦中的“日月丽乎天”将正南门名为“丽正门”，取天人合一、生生不息之意。元朝的都城建设，历20多年乃成。

意味深长的是，若干年后，研究者发现几个奇异的问题，一个是关于都城的城门数量，不是《周礼·考工记》法则里的12座，而是11座城门。的确，东城墙、南城墙、西城墙各有三门，而北城墙只有两个门，令后人费解。一种解释是，此源自儒家的术数之说，即把阳数的中位数5，与阴数的中位数6相加，得到11。元人释义说，“辟门十一，四达憧憧，盖体元而立象，允合乎五六天地之中”；另一种说法是，南设三门、北设两门，取自《周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南开三门以法天，北开两门以象地，以奇偶之数表示天南地北、法天象地。第二个问题是，都城的中轴线并非在正北正南的子午线上，而是正北稍微偏西。一种说法是，忽必烈设计中轴线的北端，指向260公里外、位于今内蒙古的元上都，但此说缺乏史证；另一种说法是，除了祭祀建筑，中国古代人居建筑有“忌四正”、避子午一说，中轴线的微偏，有敬畏天帝、避让北极之意。这两个问题，确有存在，但事出有因，说明元朝统治者建都时有深谋远虑，既尊重中华传统理念，又敢于离经出新，是为守正而创新。

公元1271年底，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宣布国号为“元”，第二年下旨将都城命名为元大都，号令居民全部搬进新的城郭，此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至此，气象一新的元大都出现在燕京之地，中轴线建筑长廊赫赫入眼、昭昭于世。

公元1293年7月，水利专家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主持开凿的通惠河正式通航。从此，京杭大运河的终点，由通州延长到积水潭，蔚蔚泱泱的元大都既充分饱受水泽的丰厚滋养，又持续享受漕运物资的丰盈喂养。160里的通惠河，把南方经济中心与北方政治中心联结在一起，出现了通惠河畔舟车喧嚣、积水潭上“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

这些旧貌换新颜，发生在宋元之际的几百年间，不同王朝、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在幽燕之地上演的争战大戏、文化大戏，像一台气势恢宏的戏曲。金中都，是先秦时期燕蓟之城发展演变的终曲；元大都，奏响了元明清三朝赓续营建北京城的序曲。

舞榭歌台，无觅千古英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元代的城墙、城门多以夯土和木结构建成，而非石制建筑，且建造能力、建材质量、施工水平、防腐技术肯定不如后世。几百年来，许多宫阙毁损于战乱或消失在重建中，有的遗迹灭失在风销雨蚀里，不少残砖断瓦掩埋于城市堆层之下，遗留下来的多是风化的土城，但元大都的风骨犹在，中轴线的脉络尚存，历久而不泯。

一公里走了150年

“天子择中立国”。与金人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一样，元朝也认为“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甚至认为“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这与后来的明朝也认同北京乃“天下之中”一样。这是一种价值认同、理念共识。

何以为“中”，中轴线是地标。

元代后期，蒙元贵族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掠夺、盘剥和奴役加剧，横征暴敛频繁，苛捐杂税繁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朱元璋统领的红巾军横扫长江流域，占领金陵（南京）。公元1368年1月，朱元璋即皇帝之位，国号大明，建都南京。明军随后向北挺进，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攻入元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元顺帝弃城北逃，使元大都没有受到大规模的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