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短视频化”损害电影艺术品质(2)

　　 电影是视听艺术的“母体”，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的电影人创造了极端丰富的视听语言，短视频的拍摄方法正源于对电影语言的模仿和改造。当小屏幕的观看成为日常，竖屏成为主流的视觉结构，便要求对传统影视的宽屏构图进行重构。这种竖屏和传统窄画幅相似，对画面有着更强的收束能力，更擅长捕捉人物的状态。由于短视频整体制作上的粗糙，需要在瞬间抓住用户的注意力，特写和中近景的使用率和镜头切换的频次还要高于商业电影，快速的场景切换、无逻辑的高潮情节成为常态，传统的铺垫与留白几乎消失。不难发现，目前短视频的拍摄方法只是对更为浩瀚的电影语言数据库进行删减。更不要说，大量短视频实际是对制作更为精良的影视作品的模仿和二次创作，如果作为源头的影视作品枯竭，短视频本身的活力也会遭到重创。

　　 当然，这并不是说电影就应当固守原有的叙事方式。在电影自身的发展脉络中，也存在着不断加速的倾向。电影早期形成的“连续性剪辑”原则就是一种省略过程的手法，20世纪60年代电影语言革命后，“跳切”等加速技法成为常规操作，各种商业类型片也都包含一些程式化的高潮段落。这里的关键区别还是媒介环境导致的观看逻辑的重组。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短视频在“压缩化”和“符号化”上比电影走得更远。由于小屏幕已经是当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短视频的节奏感和流动感也势必对整体影像文化产生着影响，电影创作者对这种变化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但绝不是去盲目跟风照搬不适合影院空间的符号化表达。

　　 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电影代表着影像作品在文化和艺术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电影院还是今天少有的可以和陌生人共度一段时光的公共空间。短视频的流行让人们习惯了“控制感”的无限放大，个体的注意力总是处在“被动捕获”与“随时逃逸”之间。无论是通勤路上的随手滑动，还是深夜独自在床上的刷屏，短视频的观看行为往往是私人化的、分散的、独立的。用户可以随时滑动屏幕，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算法根据偏好推送“千人千面”的视频流。平台虽然提供虚拟的互动，但缺乏一种身体性的在场。

　　 而电影院里的观看方式是“共时性体验”，无论银幕上的人物如何行动，观众都无法加速或跳过，必须在大银幕前与陌生人同时经历一段影像旅程。在电影院创造的一片漆黑中，我们面对银幕独自欢笑或哭泣的同时，也和整个社会一起欢笑或哭泣，这不仅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仪式感，也是感受整个社会身体性在场、凝聚共识和获得身份认同的时刻。今年上映的几部反映基层劳动者的电影如《逆行人生》等，就引起社会对外卖小哥等职业群体的广泛讨论。

　　 美国电影理论家达德利·安德鲁在讨论新媒介环境下的电影时，指出20世纪的历史不但证明电影能够表达最深邃的思想、反映最真切的现实，也在电影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本质连接。只是当下我们所处的现实已经由各类显示屏幕与数据所改写，电影需要创造新的方法来再现这一更新的现实。这种更新注定不是简单照搬，而是在电影自身的艺术和技术实践里，在作为一个个完整世界的影片中寻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