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4)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这对年近半百，又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谁也不再乘坐飞机。当时，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后，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既下，就瞒着爱人，登上了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为了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一度仅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都是冒险。凭着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的顾诵芬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杨凤田院士在《我心目中的顾诵芬》中写道，有一次顾总因为连日辛劳，不慎摔伤，伤势很重，昏迷不醒，连续抢救了7个多小时，睁开眼睛跟我说了一句话“（会）我去不了，你一个人去，到北京找老管（管德院士）。”就又昏了过去，顾诵芬总是把事业和工作放在第一位，引领了新中国一代又一代航空人。

　　顾诵芬从不渲染自己如何伟大和高尚，即便是在《顾诵芬自传》里也基本都在写他的同事，写他那一代航空人，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了“航空报国”的精神。他总是惋惜歼9总师王南寿一生为国奉献，却没有收获应有的荣誉；他总是挂怀在担任所长时，大年初二病逝在办公楼旁的孙新国的孩子是否得到妥善的照顾；他脑子最好，却总是忘记别的同事因为生活困难找他借过钱；他总是关心哪位老同事生病了，不顾自己身体行动不便也要前去看望。最难忘90岁高龄的他，回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时，执意要到中国航空事业开拓者黄志千烈士的塑像前悼念，颤颤巍巍的他看向黄志千塑像时，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在他的心里有国家、有航空、有飞机、有研究所、有团队、有老同事、有老朋友，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讲起来都是设计制造飞机的时候如何地艰苦，哪位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们的话飞机就飞不起来，可是他自己的功绩总是一笔带过、不愿多提。说到大家的生活，哪位同志受了委屈，哪位同志应该受到照顾，谁的日子过得苦，他都说得清清楚楚，但是提到他自己受的苦时，却总是云淡风轻。他说：“这没什么，都是应该做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这些话不是喊口号，不是说空话，这是他内心最真的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他用过去投身航空几十年的时光告诉我们，航空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1986年，顾诵芬离开了他工作30年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到北京的航空工业科技委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航空装备的体系建设、重点型号未来发展、国防事业的宏观布局建言献策上。从大飞机专项设立，到四代机技术预研，再到最新的前沿科技的探索，他始终关注中国航空事业前行的方向，一直还承担着繁忙的课题研究任务，他简陋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业内外院士、专家的身影。顾诵芬神情专注地听来者讲述，简洁明快地对问题作出回答。有时，他会站起来，步履稍显蹒跚，但准确无误地走向书架，几乎不假思索地抽取一本书或刊物，翻到某一处，指点给来访者，你所说的这里有论述！他敢于直言，即便面临来自高层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心无旁骛，专精于自己的学术领域，淡泊名利，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顾诵芬因患癌症，经过两次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但他坚持要求继续上班，平时10分钟的路程，他现在要花三倍的时间，但你仍能看到他准时坐在那一把硬凳子上，埋头书海，笔耕不辍。他说：“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翻译一点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