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一叶印痕解密亿年时光（科技自立自强·青年科学家）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卓长期从事古植物学方面研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采集了大量化石标本。耐得住寂寞，不惧怕危险，冯卓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学术成果，在古植物学领域不断开拓。

　　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冯卓的微信名叫“挖石头的”。

　　“背包里装着锤子、罗盘，每年100天以上的时间都在野外采化石，可不就是挖石头的嘛！”冯卓幽默一笑。

　　长期从事古植物学方面研究，今年44岁的冯卓足迹已遍布华北、华南、新疆、西藏等地。围绕国际学术热点“植物古态学和陆地生态系统重建”开展系统研究，他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学术成果，先后获得中国古生物学会青年古生物学奖、“云南青年五四奖章”和“云岭学者”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从化石提供的蛛丝马迹中，探索几亿年前的地球。”冯卓说。

　　探秘化石宝库，鉴定近20种古植物新种

　　如果把化石比作无字天书，冯卓就是那个破译者。在地球漫长的演化历史中，许多物种不复存在，古生物学者只能在化石中寻找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

　　古生物研究院的古植物化石标本库是冯卓开展研究的“宝库”，这里整齐摆放着8080个抽屉，存放着包括寒武纪、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在内的多个地质时期的4万多块植物化石标本，这些标本都是冯卓和他的团队从野外一块一块采回来的。

　　化石是古生物研究的起点。明确了研究问题后，冯卓根据地质资料确定化石产地，带领团队去挖化石。挖回的化石按照产地、地层年代归类保存，详细登记野外信息、逐一编号并拍照，很多时候还要对化石标本做必要的修复。

　　“修复化石很耗费时间，一块化石的修复短则数小时，长则好几天，每次采集回来的化石都有上百块。除了去野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修复标本上了。”冯卓说，修复完化石后，再根据不同的化石类型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印痕化石主要通过低倍显微镜观察描述形态，木化石则要磨制成透光的薄片用高倍显微镜做进一步研究，保存了角质层等解剖结构的材料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实验处理后才能研究。

　　2008年博士毕业以来，冯卓一共发表了7个新属、17个新种，总计鉴定了近20种古植物物种，其中大部分属于二叠纪和三叠纪时期。大量的物种积累，为他后期解释更重要的科学问题夯实了基础。

　　耐住寂寞辛苦，持续科研攻关

　　冯卓原本学的并不是古生物专业，在西北大学读本科时，他的专业是石油地质。因为一门《古生物学与地史学》的专业课，他迷上了古生物学。第一次到野外，看到岩石上留下的植物叶片印痕，他感觉自己仿佛穿越时空，与亿万年前的地球生物有了某种联系。

　　大学毕业后，冯卓继续深造，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攻读博士，从事重要植物类群起源演化的研究。找化石、修化石、看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做科研很辛苦，也很枯燥，有时候通宵看文献，冯卓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除了枯燥，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科研的道路还常常伴随危险。2016年，冯卓开启了青藏高原的科考之行。一次外出，在海拔5200米的地方，他和学生乘坐的两辆越野车先后陷在了沼泽地里，无法拖出来。一行人只能向当地政府求助，第二天一早，沼泽里的水冻实了，才把车辆拖出来。对冯卓而言，这样的经历并不少见。

　　“有段时间，看到昔日的一些大学同学在别的行业干得风生水起，突然有点迷茫，发现几个新物种又能怎么样呢？”冯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