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机遇(2)

“昆蒙框架”的行动目标14，对政府提出“确保将生物多样性及其多重价值观充分纳入各级政府和所有部门的政策、法规、规划及发展进程、消除贫困战略、战略环境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并酌情纳入国民核算，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有重大影响的部门，要逐步使所有相关的公共和私人活动、财政和资金流动与该框架的目标和指标相一致”等要求；行动目标15，对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提出“采取法律、行政或政策措施，鼓励和推动商业，确保所有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评估和透明地披露其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依赖程度和影响……”和“向消费者提供所需信息，促进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等要求，对公众提出“鼓励并促使公众作出可持续的消费选择”；行动目标17～23，对加强生物安全管理能力、改革有损生物多样性的补贴政策、增加各渠道生物多样性资金来源、加强技术获得和转让、保障土著居民和地方社区、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都需要在政府的指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将生物多样性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方方面面。

3、探索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中国方案

对标“昆蒙框架”的上述要求，中国生物多样性治理仍然任重道远，应继续加强“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政府层面，相关部门和省市县政府在生物多样性治理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仍然面临资金缺口大、各地重视程度不同等挑战。为此，要持续加大投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重大工程的支持力度，提高生物多样性资金使用成效，强化生物多样性治理监管；同时，要制定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指南，明确工作路径和方法，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方更好参与；还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地方进行生物多样性试点示范，调动各方积极性，全面提升各地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意愿和水平。

科研机构层面，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生物多样性相关科技创新基础条件保障不足、国际生物多样性领域顶级科学家不多等短板。未来，一方面要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领域研究人员的激励，引导他们向政策研究和应用场景倾斜，以提高支撑能力和转化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大生物多样性相关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投入，谋划建设“大平台”“大装置”，设立“大任务”，融合“大数据”，培育一批顶级科学家，持续产出顶级学术成果。

企业层面，近年来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但意识到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比例仍然较低。为此，应当多措并举鼓励企业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例如，将生物多样性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作为单独章节；打造一批生物多样性友好型试点企业，并给予个税减免等激励政策。

社会组织层面，对于一些社会组织存在的缺少资金、参与保护途径受限、国际影响力不够等问题，建议加强社会资金支持力度；制定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指导性文件，明确其参与和监督的方式和边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申请与利用，并积极与国外政府、科研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传播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利用的经验，提升自身在全球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影响力。

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肩负着推动“昆蒙框架”目标落地重任，需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此，一要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非环境合作中心、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等现有机制和平台，继续深化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合作，提高各方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国际共识。二要继续提升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加大面向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人才选派力度，拓展发声途径。三要充分发挥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资金效力，加强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应对生物多样性挑战的经验交流。四要促进生物多样性相关国际公约协同增效。通过推动“昆蒙框架”目标实现，统筹考虑外交大局，统一规划《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国际公约谈判工作，布局履约资金分配和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环境领域国际引领者作用。

（作者：全占军 刘海鸥 杜乐山，分别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责编：杨曦、李楠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