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隐忧和伦理边界(2)

“硅基生命”则让AI创作“本体失根”，拟主体没有源自生命体实践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没有王夫之所说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铁门限”，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历史镜像、时代精神、生活阅历均无从谈起。用于AI大模型的数据不过是“二手生活”而非“肉身经验”，其表达的“知情意”来自“他者投喂”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历险”，这就颠覆了文艺创作“躬身成文”“艺以明志”的创作原则，斩断了作品和艺术家之间有关社会的、历史的、生命的有机联系，势必会抽空艺术存在的意义。因而，没有生命体验，缺少肉身感知，是AI创作的致命缺陷，其所带来的“情感虚置”和“意义缺席”将成为AI创作确证自身艺术性的巨大挑战。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还将导致AI创作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局限——缺少艺术原创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答案是从已有的语料资源中依据算法逻辑匹配而来，是“借”用前人的知识产权资源而巧置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它所得一切均非原创，既受限于“已有”，又缺失于“未知”。尽管在许多单项技能上人工智能比人“聪明”，但没有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识的计算程序最终无法形成原创能力，它可以根据人的信息“投喂”和大数据预训练，完成从“1”到“99”的拓展，却难以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这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譬如，仅靠技术智能，要产生AI莎士比亚、AI卡夫卡，不过是痴人说梦。艺术来自生活，AI艺术来自语料库；艺术家用灵魂创作，AI用程序表达；艺术的“根”源于人生与人性的生命体验，而AI创作则是冷冰冰的“无痛操作”。正因如此，如果没有历史先贤的引领，人工智能领悟不了屈原“香草美人”的象征，洞察不了《红楼梦》“好了歌”的寓意。如果用智能机器人代替阿姆斯特朗首次登上月球，它不会有任何发自内心的欣喜与自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正是“嫦娥的月亮比阿姆斯特朗的月亮更有魅力”的原因。

3.人工智能要履行人类主体的艺术使命与伦理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创作的艺术隐忧是基于当下人工智能水平的功能评判，却不是对AI艺术创作的终极伦理推定。事实上，人工智能是有层级区隔的，不同层级的功能绩效会有很大不同。研究者一般把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层级，即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其中，弱人工智能也叫“算法智能”，是指只能在特定领域按算法逻辑完成特定任务的程序智能，被称作“单项超人”。如AlphaGo在围棋领域打败世界顶级高手，智能导航可以在复杂空间精准定位，自动驾驶技术能实时探测环境信息并及时准确地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强人工智能是一种“语言智能”，能根据用户的指令进行语音识别和语义理解，还能像人类一样进行思考、决策和学习，其智能水平能与人类齐平，故也称通用人工智能，或“类智人”。此时的AI已具备人的智慧和自我意识，不仅能够理解和分析复杂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还能遵循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不断优化和改进自身的性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便是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过渡阶段的产物。

超人工智能被称为“想象智能”，是指能够在所有领域远超人类的智能，其智能水平远超人类的思维能力。超人工智能因其占据高维而能消解人类存在的意义，因而具有极端的复杂性和潜在的危险性，其运行或将产生人类无法理解或难以控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