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受到中央表彰的这位国企“洋厂长” 他的故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同时，为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和帮助，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国际友人颁奖。曾经担任过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威尔纳 格里希就是其中之一，格里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今天，小新带你走近这位“洋厂长“，听听他的故事——

　　34年前，国有企业原有的管理模式并未被改革春风完全唤醒，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的消息，一度成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34年后，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国企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包容，人们对国企海外投资企业、合资企业中的“洋高管”早已习以为常。抚今追昔，“洋厂长”本身的典型示范意义可能已经淡去，不过，在国企改革向纵深挺进的征程中，重温这位“洋厂长”的故事，“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和精益求精的管理模式却值得不断延续、传承。

　　“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

　　武汉，汉正街都市工业区，一片方形小树林，只有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被周边密集的厂房和嘈杂的机器声包围着。

　　深绿色的冬青树叶，掩映着一位德国人的半身铜像。34年前，这位德国人给这座城市带来了震撼与轰动。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

　　5个月后，联邦德国退休专家服务局，派出了第一批3位退休专家到武汉，在几家国营工厂里担任技术咨询。次年，格里希到了武汉，作为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他被安排到武汉柴油机厂(下称武柴)做技术咨询。

　　时至今日，武汉市档案局还完整保存着当时聘请格里希的原始档案。1984年185号文件是一份关于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会议纪要。文件写道：“聘请格里希任武柴厂长，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吸收和借鉴西方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应当解放思想，以积极坚定的态度把这项工作做好。”

　　1984年11月，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走马上任。

　　“洋厂长”，严厂长

　　▲格里希1984年11月应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经过考察，他提拔了工程师文远海(右)担任该厂总工程师职务。图为格里希与文远海一起研究柴油机曲轴的工艺图纸。新华社资料图片

　　武柴，曾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经历了“文革”，这个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与有的国营企业一样：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浪费严重。这种现象令格里希分外忧虑。

　　1984年9月，1米8的高个子德国老头，开始穿梭于柴油机厂的各个车间，不时地停下来在小本上写写画画。他在当时的工作日志中，详细地记录着每个车间里细小的缺陷：柴油机的机油循环系统和水循环系统实在太脏了；质量检查员用的量具，精确度没有达到要求；试车房门口，大约有50台柴油机放在露天场地，遭到了雨淋和灰尘的污染……

　　“总装车间应当洁如医院，而实际情况距此何止千里！这一切都必须改变，方能提高装配质量。”

　　在多次与厂领导座谈中，格里希都会苦口婆心地提出改进意见。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新华社资料图)

　　那段时间，这位新厂长，每天背上一个工具包，装着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穿行于车间，用卡尺检测零件精度，吸铁石检查机器里是否有铁屑，白手套摸摸机器是否清洁，时刻准备着检验产品的质量。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们，都会提到格里希上任伊始连砍“三斧头”。

　　针对工厂的积弊，他第一斧头砍向涣散的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第一个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二斧头砍向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办公室瞎指挥。第三斧头砍向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将安置“关系户”的质检科“大换血”，变成高效的管理中枢。

　　格里希接任厂长的两年里，武柴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产品的使用寿命由3000小时增加到6000至8000小时。产机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格里希效应”

　　“武汉出了个洋厂长”开始为全国所知。随之而来的是他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人们对于国企改革的一场大讨论。工厂的工人、领导、大学老师、武汉市民……都参与到这场大讨论中。“有人反映关系户、走后门的情况，有人分析自己的工厂效益不行的原因……”讨论持续了5个月，人们的讨论重心也逐渐从“洋厂长能不能管好国企”变成了反思国企自身管理的不足。

　　▲威尔纳·格里希(中)与该厂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分析柴油机的质量问题。新华社资料图片

　　到了1986年的第二季度，为了加强基础管理，格里希集中精力起草工厂的改革方案，在两个多月中，他日夜伏案疾书完成了一篇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

　　此后，格里希的改革方案，也在武汉市三家国有企业进行试点。聘任“洋厂长”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武柴，更重要的是，国企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为全国在引进智力助力改革上树立了典范。在改革开放初期， “格里希效应”对推动武汉乃至全国的国企改革影响深远。

　　一尊塑像，一个坐标

　　2000年6月，年届80高龄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武汉的变化让他欣喜不已。对武汉眷恋至深的老人向朋友说：我希望死后能把一部分骨灰撒入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