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经文：耕耘，改革之犁开拓希望田野

　　4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40年来，农村改革从破冰到攻坚，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农民从贫穷走向富裕、城乡关系从割裂走向融合。沧桑巨变，成效卓著，标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一个国家砥砺奋进、发愤图强的时代高度。

　　跨越这样的高度，过去没有经验，世界没有先例。到2016年底，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有13个，其中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日两国；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人口加在一起，人口不过10亿。中国，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一道亘古未有却必须回答的时代考题，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实践、解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道考题的答案就是：改革。

 

　　40年风雨兼程、勠力前行，我国农村改革从一线发轫到全面深入，既涌动着乡村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层智慧，更体现了党中央从实际出发作出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谋划，是党心民心一体、国情农情交织的伟大成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循序渐进、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和市场的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三农”改革发展道路。

　　农民和土地，变与不变的根基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农村改革，千头万绪，核心在哪里？1978年，那个冬夜，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18户农民因吃不饱饭，大胆分田单干。一个只有100多人的村庄，一张有18个红手印的契约，演变成一场惠及亿万人群的改革巨浪。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以“土地包干”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抓住这一关键点，土地承包极大地释放出农民创造力。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出工不出力、种地不打粮成为“痼疾”；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种地打粮热情高涨。1984年，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吃饭难”跃升至800斤，“一年吃饱饭、两年卖余粮、三年盖新房”，成为“大包干”后广袤乡村的经典画面。

　　40年，印刻出政策逐渐夯实、不断精准的时间年轮。1984年，基本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从土地承包期限15年到延长至30年，再到“长期稳定”变为“长久不变”，一次次调整，回应了全体农民和整个社会的关切。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核心利益上，凝练而生动地刻画出党中央的卓越智慧与深谋远虑。

　　“大包干”撬动了板结的土地，但经络还须不断通活。在土地分包过程中，土地细碎化，小规模经营，难以适应大市场，更多农民离开土地等新矛盾逐渐显现。农民开始探索互换、出租、转让等土地流转方式。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做出“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由此，从土地“大包干”，历经所有权、承包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改革“三部曲”，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又一次重大创新，为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奠定厚实的制度基础。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需要继续向改革要动力，补齐“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高屋建瓴的论述，揭示了农村改革的本质，反映出我们党对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规律性认识的升华。

　　由是，2014年，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改革试点走向前台，33个试点县市蹄疾步稳。2015年9月，浙江德清，全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敲响。“三块地”试点，让更多农民开始享受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广阔乡村的深厚内力。而试点先行，既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综合效益，也昭示了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的“四条底线”。

　　农村改革向“深水区”挺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变”与“不变”中深刻演绎。变的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僵化土地制度，不变的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大后方”，也是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40年改革求变，始终坚持这一根本，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维护农民的核心利益，把变与不变的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吃上长久“定心丸”，从而激发出巨大创造活力。

　　城市和乡村，分割到融合的演化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始于“大包干”的农村土地改革，在破除了“大锅饭”对土地活力的束缚之后，也为城乡关系的深刻转变、转化、调整，提供了巨大动力，打开了宽阔通道。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积累快速发展资本，完成当时历史条件下工业化任务，采取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办法，让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同时，通过城乡二元分离的管理制度，减轻公共财政对农村投入的压力。过去的“三农”政策，基本是围绕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而制定，农村成为城市粮食和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城乡社会被各种“鸿沟”分离。

　　农为邦本。“三农”问题是执政之基、民生之要。在“中国号”列车奔向现代化的征程上，对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提升、深化。作为最基础的产业、最广阔的区域、最多数的群体，农业不能拖后腿、农村不能掉队、农民不能缺席。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稳住农村、安定农民、巩固农业，就下好了先手棋，做活了经济社会发展大棋局的“眼”。

　　面对扭曲失衡的城乡关系，40年来，从“以城带乡”到“城乡统筹”，再到“城乡融合”，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党中央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好稳定社会的发展大局。“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一高屋建瓴的阐述，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