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起案件因赔偿成焦点 认罪认罚从宽并非花钱买刑(3)

　　2016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此后，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工作马不停蹄。截至2018年7月，18个试点地区法院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181177件，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案件的52.3%。

　　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系统吸纳了试点经验，确立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的处理原则，并增加速裁程序、值班律师等规定，以法律形式巩固了改革成果。

　　有专家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别于刑事和解制度。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任何案件性质和程序类型，但是法律作出特别规定的四种禁止性情形除外。而刑事和解程序主要适用轻微的刑事案件。二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害人没有获得参与主体地位。刑事被追诉人通过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与检察机关进行协商，确定量刑建议，获得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意见。在刑事和解程序中，刑事被害人和刑事被追诉人是该程序的主角。“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偏重司法效率，强调司法公正基础上的效率实现，而刑事和解程序更偏重对被害人权益的修复。”

　　赔偿到位减免处罚

　　警惕滋生司法腐败

　　2018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陕西应急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原队长聂李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此前，聂李强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资料显示，2016年1月的一个深夜，聂李强手持铁锤行凶，造成回家路上的两姐妹死伤。幸存的妹妹经法医鉴定，属重伤二级，伤残程度八级，落下终身残疾。

　　此案承办法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案情来看，聂李强的所作所为的确称得上罪大恶极，而二审法院之所以判决“死缓”，一是因为他具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二是聂李强家属赔偿了受害者家属90万元。

　　从刑罚的基本功能看，除了惩罚、教育、警示，还有弥合社会关系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一定比例的基准刑。

　　有法学专家认为，虽然故意杀人罪并不在指导意见所列常见罪名之列，但从司法实践看，如果能积极进行赔偿，属于酌定的情节，客观上会对刑事案件的判决产生一定影响。“赔偿既能体现犯罪分子的悔罪态度，也能对受害人及其亲属在经济上予以补偿，让撕裂的社会关系有所恢复。然而，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中，往往是犯罪分子被处以极刑，而受害人却难以获得民事赔偿。”

　　相关报道显示，为了救治被聂李强伤害的两姐妹，这家人欠下了大笔费用，甚至医院为索要欠费而选择起诉被害人父母。如果没有赔偿，夫妻俩只能靠举债、打工来偿还债务，他们面对的人生辛酸，必将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迫于生活的需要，最后他们接受了90万元的赔偿。

　　本案二审对被告人聂李强从轻处罚，在某种意义上便是践行修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

　　有专家认为，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事法治的发展趋势，修复性刑事责任引起了广泛关注。加害人在犯罪后主动认罪，自愿对被害者进行积极赔偿，修补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可以被从轻，甚至减轻、免除处罚。但也应该承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可能出现放纵犯罪、滥用职权现象，还需要防止滋生“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因此，通过将刑事和解设计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要一环，加强被害人参与力度，有利于对认罪认罚的流程起到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