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直指野生动物交易 专家呼吁遏制(2)

　　“当然，监管执法确实也存在难度。”杨朝霞告诉《工人日报》记者，野生动物的鉴别本身就很难，执法能力不足，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和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也存在。杨朝霞曾在一个县发现，该县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仅两三个工作人员，专业化人才严重短缺。

　　1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发布公告，至全国疫情解除期间，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2月3日，10部委(局)联合部署打击野生动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

　　“这几次发文都是多部门联合作出，这也说明，打击野生动物非法猎捕、交易，需要多部门衔接、配合，形成合力。”杨朝霞说。

　　在马勇看来，归根结底，执法部门需要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指导思想上有所转变。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以‘开发’‘利用’为主，现在必须树立以‘保护’为主的观念。”马勇提出，“这个过程要求相关执法部门做到信息公开，加强公众参与。”

　　“信息不公开，公共利益就容易变成部门利益。野生动物监管问题亟需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查处一批失职渎职典型案例。”马勇说。

　　期待立法司法逐步完善

　　一些动物被非法捕杀，却不在保护范畴

　　“野生动物非法猎捕的违法成本较低。”马勇表示，一些盗猎分子接受刑罚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数额往往较低，震慑力不足。

　　马勇认为，公益诉讼制度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有效衔接。但实践中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公益诉讼还非常少，“需要进一步推动”。

　　疫情发生后不久，杨朝霞所在的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联合三家机构单位，发起了立法禁食野生动物的建议书。几天时间内得到了百余家机构和个人的署名支持。

　　记者了解到，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了禁食规定，明确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不过，纳入禁食范围的仅包括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被纳入禁食范围的动物的保护，很难找到明确的法律规定。

　　另一方面，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确定，而名录自1989年实施以来，仅于2003年进行过一次微调。一些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野生动物没纳入其中，导致其没有受到应有的保护。

　　吕植介绍，目前，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规定的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有相对严格的管理机制。但果子狸、獾、刺猬等“三有动物”受非法捕杀、驯养繁殖以及经营的情况非常严重。

　　“立法上，应加强对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捕猎、驯养繁殖、经营管理。”吕植建议。

　　采访中，专家认为，把对公共安全风险的考量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是目前推动修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杨朝霞说，“保护野生动物，不仅要考虑其对人类的价值和作用，更要站在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加强野生动物疫情的防控。保护野生动物，实际上就是保护我们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