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自英、翁心华到张文宏 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2)

　　戴自英提出，厘清“传染”和“感染”的概念，正本清源。国内译为传染病的“infectious disease”，在国际上被称为感染性疾病。虽然两者均由微生物或寄生虫所致，但感染病的概念大于传染病(contagious disease)，还包含非传染性的感染性疾病。

　　这一认识逐渐成为共识。1999年，第六届全国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一致通过了学科更名的决议。改名需要获得民政部的批准。经过三年报批，终于在翁心华的主委任上获得批准。

　　翁心华说，这不是三个字名称的改动，实际上是学科走向的变革。“这种拓宽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SARS防治的上海标准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就遭遇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SARS来了。

　　2002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2003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2003年3月底，翁心华刚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即收到任命。

　　专家咨询组由上海市卫生局牵头，由20位来自感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流行病学、重症急救等方面的顶尖专家组成。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3月27日，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来到上海一家区级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定点收治SARS病人的上海市传染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

　　其中，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困难的。她的肺部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情况危急。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华山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

　　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分管临床救治的专家组成员巫善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SARS期间，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该药上海无货，经市领导亲自批示，向北京紧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患者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

　　疫情中，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7000多人感染，死亡649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一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翁心华觉得，跟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有关。

　　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公布了SARS的五条临床诊断标准，包括5个方面：流行病学史、发热咳嗽气促等症状和体征、早期白血球计数不高等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学改变病变、抗菌药物无明显效果。4月20日，卫生部下发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不再强调流行病学接触史，只要同时符合第二、三、四条标准即可诊断为疑似病人。

　　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研究调整后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专家咨询组成员悉数到场。

　　翁心华明确提出，不太同意删掉“有流行病学史”，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应坚持流行病学史。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刘俊局长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翁心华说。

　　会议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从疾控中心出来时，正下着大雨。翁心华说，这不是倾盆大雨了，这是“倾缸大雨”。他搭的是专家组成员、长征医院传染科主任缪晓辉的车。雨水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车逆向驶上了一条单行道，开了一段距离才发现，但没有办法，只能继续向前开。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