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自英、翁心华到张文宏 中国感染病学的“华山”路(3)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俞顺章请到位于上海市120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翁、俞二人的面，他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对于诊断标准的意见。

　　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但由于经过专家组讨论形成了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意见，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俞二人的意见，二人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当场签下情况说明。

　　不久，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接触史作为第一条标准。

　　关于诊断标准的这个插曲一度引起外媒关注，出现了“上海沿用自定的苛刻标准诊断SARS，令疑似病人数字保持低水平”的怀疑之声，在当时的防疫形势下，上海方面则否认有过不同标准。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在已过去17年的今天，翁心华觉得，终于可以做出澄清了。

　　他说，当时他们确实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大家都认为，坚持这样的筛查原则对于上海SARS防控很重要。因为春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如果把这些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隔离，无疑会加大流行病管理负担，真正感染的患者可能住不上院，因此要严把关口。

　　后来，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专家咨询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带领SARS流行病学研究课题组，共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毒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

　　重视流行病学史，也是参与这次SARS防治给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疫情期间，他替老师坚守在大本营，筛查疑似患者。他还按照翁心华的要求，对国内外所有相关资料进行梳理。5月，两人合著的176页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即出版，是国内最早一部介绍SARS的专业书籍。

　　张文宏说，坚持疫源地接触史是传染病防控最重要的精神。“你如果把网撒得太广，反而捉不住真正的大鱼”。这次新冠肺炎防治，上海的策略其实和2003年SARS时是一样的。把来自重点地区的人群“看好了”，就能控制住。

　　“感染界的福尔摩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每周四翁教授的大查房，是华山感染科的“岁月静好”。

　　翁心华脖子挂着听诊器，走在几十位年轻医生前面。他个子高，即使人多，大家也能看见他。

　　查房制度是戴自英教授传下来的传统。只要不出差，戴老师一定每周查房，而且查房前一天就看病人资料、做功课。1966年这个传统一度中断，到70年代又恢复了。翁心华说，以前有跟自己一辈的教授一起查房，这些年不少人不在了或者不方便了，就成了他一个人查房。

　　查房前，各医生先通过科里的微信群上报疑难案例，每周选出其中最疑难的一两个。其中不少是从全国各地转过来的疑难病例。

　　周四上午，翁老师先跟大家一起在科里的会议室回顾这个病例。科里的医生、进修医生和学生，多时七八十人，少时五十来人，会议室坐得满满当当的，有时还坐不下。回顾完，再一起到病房里去看病人。病房小，只有主治医生等在里面，其他人轮流进病房观摩。

　　“发热待查”是翁心华的独门绝技，他被称为“感染界的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