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直在暗中鼓励野生动物药用？(2)

　　上述提到的“作为药品经营和使用的”表述，作为第29条第二款是从2016年文本修订时增加进去的。这个表述不是对“药品经营行为”的直接规范，而只是指引一个方向，开一个口子，让野生动物的管理从“保护法”领域转到“药品法”领域。

　　众所周知，我国对野生动物的利用方式就它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而言，药用排第一，食用排第二，展示观赏表演排第三，教育排第四，科研排第五。也就是说，在人们心中权重最高的“药用”，在法律里居然没有一丝儿的体现，这内中到底是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在历次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简单比较“药用”和“展览”(或者展示)，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对野生动物的“展览”比“药用”更重要。从保护的角度，“展览”怎么会比“药用”更威胁野生动物呢？

　　立法上采用列举加兜底，其实是语言修辞的常用表达手法，照例总该是列举那些主要的情形，把次要的情形放到“等”字中。现在《野保法》把“药用”放进“等”字中，用“等”字来涵盖非常重要的行为，是不是暗示着对于“药用”的某种掩护？

　　这次全国人大的《决定》，为什么又不“等”了呢？不再遮掩“药用”野生动物的问题，在立法方面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少是一个对待野生动物药用态度的改变。今年以后，为食用而养殖的不行，为药用而养殖的就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对野生动物的利用当中，中药材药用是一个很大体量的存在，一个很大利益群体，也有非常复杂的多元化的法律关系。中药材对野生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正是中药的疯狂利用才导致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变成濒临灭绝。就以林麝为例，据学者估计，上世纪50年代我国麝属种群数量在250万只左右，到上世纪80年代仅剩约60万只，而到上世纪末只有不到10万只，此后，几乎每5年就减少一半。按这种速度发展下去，麝资源在我国将面临灭绝。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药企业为了获取麝香。近30年我国麝的数量锐减了90%，而在《全国中成药处方集》中，含麝香的处方达295种，每年麝香消耗量极大，估计在1500千克。一头雄麝仅能能提供10到30克的麝香，按照一头提供20克计算，每年有5万只到7.2万只雄麝奉献它们无辜的生命。

　　持续有组织有预谋地高价收购驱使猎人疯狂地捕杀雄麝。这些被捕杀而获取的麝香，全都由各地的中药材公司收藏保存，然后再以“国家计划”配给的方式，逐年倒手卖给国内那些中药企业的巨头。

　　以下这“几味中药”，一直是利用麝香制药的中国大药企生产的“名贵药品”：一是漳州片仔癀“一片就退癀”的“片仔癀”；二是北京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三是云南白药的“云南白药”；四是苏州雷允上的“六神丸”；五是上海和黄药业的“麝香保心丸”。此外，当然还有很多没罗列上来。

　　可以说，正是这些麝香药企的存在，才导致了麝类野生动物的今天极度危机的生存厄运。

　　据新华社2017年10月5日的报道，在号称“中国林麝之乡“的陕西省凤县，其林麝养殖规模占到全国的六成，当时的存栏也才1万头，年产麝香也才60公斤。计划到2027年的养殖规模也才5万头。当前药企对麝香的刚需，完全是靠此前大量猎杀野生林麝而形成的“库存”。

　　中药企业对麝香的热烈追逐，把麝香推到“软黄金”的地位。2017年的国内价格是每克400元人民币，国际价格更是超过每克100美元。超高的价格致使野生林麝越来越少，而对林麝、马麝、原麝等野生麝类的捕捉益加疯狂。

　　那么，对于野生动物的药用问题，我国就没有一部正经的法律进行规制吗？

　　按理我国《中医药法》和《药品管理法》中，应当有野生动物作为药材的明确规定，但是，很遗憾，没有。

　　哪里有呢？1987年10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有。这个至今已经33年的行政法规，还有效吗？

　　我的看法好像是有效。

　　没错，这是目前为止，除了《野保法》“药品经营和使用”外的，关于野生动物作为药材资源进行管理的可能是唯一正经的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