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疼痛医学，除了吃止痛药尚有其他步伐吗？

　　疼痛医学的起源地美国

　　没有专门的疼痛科，但在中国，疼痛科

　　以单独科室之名行多学科综合会诊之实

　　中国式疼痛医学

　　本刊记者/李明子

　　发于2020.8.17总第960期《中国新闻周刊》

　　方辉感受胸腔里就像长了个怪物，一直隐隐作痛，偶然爆发，胸口和腰椎就像要炸开了一样。49岁的他已经是肺癌晚期，独一的期望就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少一点疾苦。

　　2019年6月，方辉在深圳一家肿瘤专科医院完成6期化疗后，疼痛加剧，精力越来越差，主治大夫无奈地说，“肿瘤的病找我，腰疼不要找我，我帮不到你，你去综合医院吧。”

　　方辉辗转找到深圳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宁养院。大夫发起他吃止痛药，“要是还痛，也不怕，继承吃，吃到最大量。”功用医嘱，每12小时吃一次的羟考酮缓释片，从天天几颗加到32颗，两次缓释片之间还需要吃吗啡即释片实时止痛，从天天十几片加到了80片，吃药吃到头晕、吐逆、上不来气，吓得方辉赶忙去另一家三甲医院肿瘤科求助。

　　“你这是中毒了，要是再晚点，吗啡加到天天100片，睡死在床上都不知道。”肿瘤科大夫淘汰了药量，但方辉的疼痛却得不到节制，基础无法共同治疗。大夫便发起他到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疼痛科做吗啡泵植入手术，先把痛止住。

　　12月初，在疼痛科做完手术一周后，方辉口服止痛药降到了天天十几片，吗啡泵给药量和口服止痛药剂量还在调解，除偶然呈现心慌冒汗的戒断症状，“没再痛到打滚”，口服药吃得少，副浸染便秘的环境有所缓解，脸色也好了不少。“这一周都很舒服，或者我还能活得久一点，更舒服一点。”方辉说。

　　早在16年前，国际疼痛学会设立“世界镇痛日”时，就提出了“免去疼痛是患者的根基权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对此又追加了一句——“是医师的神圣职责”。2007年，经原卫生部核准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可以成立“疼痛科”，在新闻宣布会上，韩启德再次题词，将这两句话送给了刚得到正式身份的疼痛科。

　　“治疗疼痛并不是一定要有疼痛科，美国就没有。但要在海内把疼痛医学搞起来，组织各人一块研究怎么降服慢性疼痛的现实问题，就需要资格，需要一个独立的疼痛科。”中科院院士、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韩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刻回看，我们在计谋上先行了一步，领先于中国的现实需求，也走活着界前列。”

　　

　　2012年8月9日，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创立当天，专家为患者治疗。图/中新

　　“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

　　1979年，韩济生到美国开会，第一次听到一个观念——“慢性疼痛是不必忍受的。”这个说法，使他的思想受到了一次攻击。

　　其时，海内还没人把疼痛当回事，社会主流代价观都以受苦刻苦为荣，以怕疼怕苦为羞耻。“居然还专门为疼痛治疗创立了一个学会，这太新奇了。”韩济生回想说，那年，他到波士顿介入学术交换勾当，恰好碰着正在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疼痛学会年会。

　　1970年月末，美国已经创立了上百家疼痛诊所，以多学科相助的形式治疗急性与慢行疼痛，“疼痛打点”的观念也已降生了二十多年，这些与国际疼痛学会首创人约翰·J·博尼卡密不行分。

　　1944年夏天，诺曼底登岸日前后，刚从医学院结业两年的博尼卡插手美国华盛顿马迪根陆军医疗中心，开始存眷止痛问题。他发明一个奇怪的工作，一些截肢病人仍能感受到不应存在的肢体疼痛，这与知识相悖。为找到办理方案，他在午餐时间组织大夫接头疼痛症状，所查阅的14000多页相关资料中只有17页半呈现了“疼痛”的字眼。用博尼卡的话来说，“病人眼中最重要的工作，他们(大夫)从来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