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我国569万对新人登记结婚 比去年同期多24.5万对(2)

　　“以前，到了30岁而立之年，亲戚朋友会问，你为什么不结婚？而现在的年轻人开始反问，我为什么要结婚？”柳丹说，这几年她观察到一个新现象——婚姻问题的“议题前置”。曾经，当两夫妻走入婚姻才会着重考虑的家庭观、消费观、生育等议题，年轻人在恋爱、同居期间已经在“模拟预演”。

　　柳丹递给潮新闻记者一张“新婚调查问卷”，此前，这主要用于新人领证后的公益性新婚辅导。问卷上，“婚房由对方父母出资，房子的主人是谁？”“你同意给双方父母房子钥匙吗？”“对方怎样频次的出差加班是我可以接受的？”最后还有一道附加题“我们永远不会为婚姻放弃自我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问题涵盖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直指婚姻生活的边界与底线。“以前，半数夫妻拿到问卷后会说，这些我们还没想过。”

　　而现在，思考提前了。在社工身份外，柳丹还是一名心理咨询师，近两年，一种名为“伴侣咨询”的项目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一对对情侣结伴而来，坐在一起倾吐心声、达成共识，其中有不少是备婚者。“年轻人更愿意把婚后要解决的议题拿到婚前来讨论，毕竟分手的成本远低于离婚成本。”

　　人们对婚姻越来越谨慎了。柳丹能明显感受到，前来领证的晚婚者对待婚姻更加理性。但深思熟虑的婚姻，并不等同于筹谋算计，它也可以理解为另一种郑重和浪漫——我知道进入这段关系代表着让渡一部分自我，但我仍愿意与你携手终生。“从这一点来看，年轻人对亲密关系不是不向往，而是太向往了。”柳丹说。

结婚率下降，

有社会因素，

也有人口学因素

　　除了新世代群体的婚恋观念、婚姻成本收益的比较和社会变迁对结婚率带来的影响，从更深的时间轴来看，人口学因素也对当前的结婚率下降发挥着影响。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曾表示，结婚人数不断走低的背后，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数量总体上逐步减少的队列推移的原因。“在1982-1991年间，我国经历了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而1990年出生人口数基本达到高峰，约在2500-2600万，随后的十年来逐步下降，到1999年，年出生人口数在1200万左右，当这批人口进入适婚年龄时，也就是最近若干年来，我国年结婚人口数量也逐年下降。”

　　人口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会继续发酵。“结婚人数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对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强化。”任远告诉潮新闻记者，目前，我国非婚生生育率较低，婚姻还是生育的“必经之路”，结婚率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其中，一孩生育率下降最为直接。

　　6月16日，“我国一孩生育率跌至0.5”再次登上微博热搜。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就曾提交了一份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提案。提案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

　　在今年4月发表于《人口与健康》杂志的《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注重加强一孩生育支持》一文中，贺丹再次呼吁，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文中提出，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这不仅会抑制广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将对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影响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