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大纲：一生常耻为身谋(4)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杨小林长期从事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工作，近两年承担“柳大纲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她走访过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人。“没有听到一句对柳先生不好的评价。”杨小林说，“虽然中国人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但像这样交口称誉、一句‘不好’都没有的还是很少见。”

评价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宽容。

“我从没见过柳先生发脾气，遇事总是说理、诱导，连大声说话的时候都没有，更不用说训斥了。”

“柳先生待人接物永远是平等、民主、和谐、宽容的。”

“柳先生善于调解矛盾，同事间有了不和，甚至家庭有了不睦，都愿意找他疏导。”

评价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不争。

1955年，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评定，柳大纲两次向组织上提出自己不够资格，恳请从名单上去掉。“文革”过后正值出国热，他多次推让，理由是要让年轻人出去见世面。20世纪80年代初，他是中科院院所中第一批要求退居二线的所领导。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再加上晚年的白发、寿眉、清瘦的面容和身材，柳先生就如同旧书卷里走出来的儒士，温文尔雅、克己复礼。

父亲是晚清秀才的柳大纲6岁就被送到私塾念书，从小受到儒家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是刻在骨子里的。如果说宽容和不争是他的“修身”，那“治国平天下”就体现在他有了足够能力之后——在东南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

杨小林翻阅过柳大纲的学术笔记、工作日记，虽然大多是工作内容，但也能清楚地看到其思想轨迹的转变。

一次是1938年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西迁，柳大纲负责把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的图书、仪器、药品从上海经香港、越南押运到昆明。这一经历让他从象牙塔中走出，感受到战乱中民间的疾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