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医学史教授眼中的人类疫病

 
 
南开医学史教授眼中的人类疫病  
 

新年伊始，就暴发了新型肺炎疫情。有些人在慌乱之中，甚至把今年定性为“灾年”。

在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医疗史学者余新忠的专访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从历史反观当下，疫病给人类带来的不只是灾难，更是发展前进的动力，此次疫情不过是人类对抗疫病3000年来的又一个新片段。

《中国科学报》：传染病对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 余新忠：

人类的繁衍过程是与微寄生系统不断平衡的过程。

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热带雨林地区，那里物产丰富，同时微寄生状态也特别复杂，这样就导致了一种后果——人可以生存，但不容易形成规模。人类要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需要有征服传染病的能力。

从历史来看，在平衡博弈的过程中，疫病其实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这种促进作用得益于人类改造环境能力的增强、医学的进步、卫生观念的形成。

比方说，汉代末年瘟疫高发，在这一背景下，张仲景留下了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针对的主要就是外感性疾病，伤寒论的出现说明中国医学对抗传染病的能力在不断提升。到明清时期，不但治疗外感性疾病的温病学取得重要的发展，在人工免疫方面也有大的发展，天花种痘术（人痘）在明中期16世纪上半叶出现，首先在江西、安徽，很快传到江南，进而流传至全国乃至海外，应该说对清代人口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中国历史上，人们认识中所谓的“烟瘴之地”也有一个不断南移、西移的过程。秦汉时期，江南属于烟瘴之地；隋唐时期，岭南属于烟瘴之地；明清时期，烟瘴之地西移至云南、贵州。

《中国科学报》：近代以来，疫病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 余新忠：

传染病是人类的灾难，但也是推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1810年，坦博拉火山喷发造成孟加拉湾气候变化，导致霍乱病菌发生变异，到1820年前后，霍乱疫情从南亚传到全世界。从1820年到1910年前后，出现了6至8次世界性霍乱大流行。

在对抗霍乱的过程中，西方的流行病调查、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对细菌的科学研究都慢慢发展起来。此外，由于西方发现霍乱的流行与水有关系，下水道、自来水管道等公共设施建设也开始兴起。

遗憾的是，虽然霍乱对中国社会也有所刺激，比如，很快就出现专门针对这种疾病的医学书籍《霍乱论》（王士雄著），但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公共卫生的进步，而且当时有医生观察到苍蝇对传播疾病的作用，但也没有形成理论性的思考。

《中国科学报》：在人类疫情史上，“歧视”也一直存在吗？

● 余新忠：

“歧视”问题，比如地域歧视或种族歧视，是疾病“污名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人类疾病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发生大规模瘟疫的情况下，往往会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还可能延展至针对瘟疫的公共卫生行为，比如检疫制度的实行就是如此。

检疫最早诞生于14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是为防范黑死病的输入而形成的一种举措，为了不让从疫区来的人上岸，强行让他们先在船上待一段时间。

在近代中国，检疫制度的最初实行是由海关负责，而当时的海关主要由西方人掌控，所以在实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种族歧视和矛盾冲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普通民众视为“疫种”，从而采取一些非人性的强制举措，使检疫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种族性。

但是，尽管存在歧视和冲突，检疫制度还是慢慢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1897年，香港鼠疫大流行，港英政府采取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包括清洁、消毒、隔离、检疫四大措施，后来这套方法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得到采用。

到1911年，东北应对鼠疫疫情时，中国人主动采取了防疫措施，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采用了现代卫生检疫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