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硬核”博士：我与新冠病毒打交道的日夜(2)

刘为勇：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我们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自己完成了测序？

刘为勇：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

因为疫情发生，我们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大概介绍一下吗？

刘为勇：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并在我们医院检验科里，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经过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展了二代测序，目的是为了拿到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合作完成。

1月7日，我们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我们的论文主要讲了病毒的分类，构建了进化树。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不一样，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有不好的预感吗？

刘为勇：是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刘为勇：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疫情发生后，我们又和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的其他老师一起攻关。

我们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能这么快做出来基因组序列？

刘为勇：主要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科技实力提高了；其次是我们团队前期打下的工作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就是我们团结一致，不计个人得失，不考虑个人休息，放下一切个人想法，完全为了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发挥极限、发挥个人实力。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另外，我们院领导、科主任，武大的领导，都很支持我们工作。

没有商业试剂盒之前，7天之内自己研发出试剂盒

《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刘为勇：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由于法律法规要求，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中国科学报》：你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刘为勇：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