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硬核”博士：我与新冠病毒打交道的日夜(3)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筛查病毒。这也是金标准之一。而这几项技术和设备我们实验室都有，所以可以实现。

具体过程是，先用荧光定量PCR进行广谱性初筛，再对其中的阳性标本做普通PCR加测序。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方法学我已经建立得很成熟了。

大概是6天左右，也就是1月13日，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后来，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这个试剂盒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刘为勇：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在投入临床使用前，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中国科学报》：你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刘为勇：我大概设计了五六对引物和探针，其中有一对性能最好。因为样本比较珍贵，数量并不多，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灵敏度很高，特异性非常高，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做这个筛查主要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心里有个底。这个工作是我们医院自己做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CDC也没有要求。

早期筛查非常有利于疾病的防控，我们也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一个医生一天看1000多个就诊者 这是“医疗挤兑”

《中国科学报》：外界觉得现在诊断的速度有点慢。你怎么看？

刘为勇：这有点像谣言传播出去后的恐慌阶段。打个比方，谣言说银行要破产了，那么所有客户全部涌去银行取钱。

现在有谣言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很严重，得了就会死。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感冒、发烧都会往大医院挤。但不论哪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医疗挤兑”。

门诊的高峰期，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0多个就诊者，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其实看一天也看不完。

我听说门诊采血的护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着了，那个桌子是很脏的，说明她确实累得受不了。

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医院还会造成更多的人际传播。

地铁、公交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场所。后来武汉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铁系统运行，这是很明智的。

现在已经把大量就诊者疏散出去了。因为武汉市实行了分级诊疗。这样是合理的。患者也不会那么恐慌。

回到家孩子要抱抱，有时忍不住还是会抱一下

《中国科学报》：你这几天回过家吗？

刘为勇：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一个是怕传染给家人；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临床工作之余，我还想去研究下这个病毒相关规律和临床现象。

因为工作比较特殊，我们都会自我检查，目前为止从事这个病毒检测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因为这个工作而感染。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岁半。我平时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主要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在照顾他们，他们辛苦了。

有时候小孩子过来要我抱一下，还是忍不住抱抱，心里清楚还是应该隔离一下，但忍不住。

《中国科学报》：家人对你做这个工作担心吗？

刘为勇：肯定担心，我母亲要求我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

《中国科学报》：你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