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艺术何为？(2)

“从某种意义上说，艺术史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史。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来研究、回溯或体验历史事件。”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科技专业教授费俊说。

比如，画家米希尔·史维特斯所绘的《雅典鼠疫》就生动地表现了公元前430~公元前427年在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发生的那场灾难；14世纪中叶欧洲暴发的黑死病在中世纪的绘画、文学等艺术作品中都有广泛的表现，老勃鲁盖尔于1562年绘制的油画《死亡的胜利》，通过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和具有象征意味的行进的骷髅等形象，记录了这次让人类历史陷入绝望的黑死病瘟疫。

“这些表现灾难的艺术作品一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和自我警醒，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看到艺术对于灾难中人性光芒的赞颂。”费俊说。

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亦杨看来，很多真正能流传于世的经典艺术作品，不仅能体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和人文关怀，还能启迪人们对疾病进行反思。

比如，在基督教绝对统治的时代，老勃鲁盖尔的《死亡的胜利》讽刺了教会面对瘟疫的无能为力，揭示出现实世界的问题是真正的危机源头；意大利艺术家丁托列托在1549年创作的《圣洛克治愈瘟疫病人》，描绘了人们在为应对鼠疫而建造的隔离医院中的情景，令人们看到在死亡面前肉体如此脆弱，相互关爱才是生存之道；西班牙艺术家戈雅在其关于瘟疫的作品中，敏感地把瘟疫与人为的灾难和疯狂联系在一起，对人们起到警示的作用。

“人们通常以为艺术中描绘疾病、死亡和创痛是消极的，不如表现治病救人的题材积极向上。然而，这些作品用‘失去’来反衬‘拥有’，不仅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而且能够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具有现实意义。艺术原本就是药。”邵亦杨说道。

2003年4月29日，在非典疫情的关键时候，艺术家徐冰把北京街头的空气封存在一个玻璃瓶里。它看上去轻盈、易碎而又危险，像是一个医用输液瓶，又像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漂流瓶。

“面对疫情，个人和社会都应该作出深刻反省，回顾历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徐冰的作品就是艺术家邀请观众进行反省的一次机会。然而不到20年，相似的情况又出现了。历史如何不再重演，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邵亦杨说。

艺术还能做什么

在王久辛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诗人应该发出声音。但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至今，还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诗歌出现。“作为诗人，我感到脸红。”王久辛说，“疫情暴发以来产生的诗歌作品，多数是自娱自乐，或者是有感而发的简单表达，普遍缺少精神的高度、情感的浓度、思想的丰富度和艺术的高超度。所以只能感动自己，却无法感动别人。我们有这么多诗人，却写不出鼓舞人的诗歌。”

在王久辛看来，“导致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很多诗人的情感已经背离了高尚，背离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这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况。中国诗人迎着八面来风，拥抱世界文学，这是对的。但要警惕的一点是，很多诗人“不屑于表达自我以外的世界”。他们不愿关注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不去关注大灾大难中的人性，当然写不出好作品来。而这又与近年来诗歌理论界的导向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