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哥：在高考那一页勾勒命运的拐点
■本报见习记者 卜叶
王恩哥
1957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秋进入辽宁大学物理系学习，1990年获北京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卡维里（Kavli）理论科学研究所荣誉所长。2017年当选为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盟（IUPAP）执行副主席，2018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APS）国际董事。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凝聚态物理研究，在轻元素材料的全量子化效应，包括纳米新材料探索及其物性、原子尺度上的表面生长动力学以及受限条件下水的复杂形态等方面，作出了有重要影响的贡献。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科学》《自然》及子刊和PRL上50余篇，中英文学术著作各1部。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物理奖，德国洪堡研究奖，世界华人物理学会“亚洲成就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国际先进材料终身成就奖等。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王恩哥院士的心里，真正能够改变个人命运的，还是40年前邓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这一举措。回忆这段往事，王恩哥心潮起伏，谈起了当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和后来的大学时代。
一落千丈，学习中找乐
王恩哥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大学教授。解放初期，父亲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东北，投身到国家棉纺工业基地建设中。拿当地人的话说，当时辽宁的几个大纺织厂都有他父亲的参与和贡献。因此，父母在当地颇得大家敬重，家庭的光环也照耀着王恩哥的童年。
“文革”的到来使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得王恩哥的家庭处境一落千丈。父亲成了当地头号“走资派”，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之一。“那时当地好像除了‘打倒刘邓’，再就是批斗我父亲了。”王恩哥回忆道。运动开始没多久，父亲就被迫害致死，那年王恩哥刚9岁。
王恩哥的小学、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这个阶段，没人提倡读书学习，因为大家似乎都认为知识多了是坏事。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当时许多时髦的运动王恩哥是不能参加的，这也正好培养了他耐得住寂寞的性格。每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大革命活动时，他就独自在家里偷偷翻看父母藏起来的图书。他第一次在《十万个为什么》里发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奇妙，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王恩哥也很喜欢谜语，并开始试图编写一些谜语。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他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自己在学习方面有一些自学的天分，很少依靠父母的帮助。从小学开始，各门功课的成绩几乎都名列前茅。”
王恩哥特别回忆起“文革”中的一段回潮经历。“那大概是1971年、1972年前后，中学里突然传出要开始升学考试了。当时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张衡课讲得非常好。除了给我们上课外，张老师每周还要给区里的教师培训班上课。为了营造一个生动的教学环境，他每次都要带几个学生做现场教学演习，每次张老师都会选我一同去。”
王恩哥对物理的兴趣也是在中学时代萌发的。他的中学物理老师是一位有趣、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启发学生，“万物都是有生有灭的，试想有一天太阳的光也会慢慢减弱，甚至太阳开始衰老死亡，地球再也没有光的照耀，该怎么办？”课堂上不少同学表示“不可能”，也有同学说可以找灯泡或其他发光的东西来代替。老师说他也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地球的南极或北极装上动力非常大的推进器，推着地球在太空中寻找另外一个太阳，让地球围着新的“太阳”转。在同学的追问下，王恩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寻找新的太阳这件事，我愿意来试试”。
大胆无忌，是一个少年最初与物理的结缘。
一刻不停，秋收中备考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王恩哥最初是从母亲那知道的。“一天，母亲专门写信告诉我，可能要恢复考大学了。母亲在大学任教，得知消息要早一些。”
当时，王恩哥还年少，心中对自己的未来规划只是工农兵，并不知道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也没有意识到高考的重要性，但内心的直觉告诉他——“我要参加高考！”
确切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在1977年10月，得知12月初辽宁举行高考。这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时间，其时又恰逢秋收。身为辽中县乌伯牛公社达子营大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点点长的王恩哥，需要带头参加秋收，生产队是不可能批准正在用人时的青年壮劳力回城复习的。尽管当时也有不少知青偷偷跑回沈阳参加高考补习班，但王恩哥只能白天参加农活，晚上自学复习。“一些老乡问我，‘人家有老师辅导，你自己复习行吗？’我也没有把握，心里着急也没用。”
秋收结束后，王恩哥才匆匆赶回沈阳，参加了他母亲学校组织的辅导班。
母亲看他白天晚上一刻不停地补习，有些心疼地劝他：“今年不急，好好复习明年再参加高考吧。”王恩哥问母亲：“估计有多少人能考上？”“听说是百里挑一。”他算了算青年点的人数，回答说：“妈妈，我应该没问题。”
王恩哥的这种自信源于两点：一是高考消息出来后，并非所有知青都在准备考试，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处于观望状态；二是“文革”中没人学习，而王恩哥喜欢读书，底子还算好。
考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考生需回当地考点参加考试，所以王恩哥和其他参考的知青都提前一周回到了农村青年点。为了方便考生休息备考，青年点安排考生们住在一起。然而，当考生们干完活看完书晚上休息时，隔壁却是歌声嘹亮、闹声一片，本以为这事很难解决，没想到沟通后隔壁知青都表示理解。王恩哥至今依然感谢这份支持。
高考的日子转瞬即至。考试那两天，王恩哥和同伴们早上6点钟从青年点出发，步行8里路到公社考场参加考试。12月份的东北，考试来回的路上，天都是黑的。“那段路好像很长很长，特别是考完回来时。”王恩哥回忆道，“不过，大家都是边走边唱，相互鼓劲。”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身上带的钢笔水很容易结冰，到考场上得焐化了才能写。王恩哥当时的座位离炉子近，烤化的速度比较快。这让王恩哥深感庆幸，心想自己一定能考上。
上午考完，下午还有考试，中午来不及回青年点，“我们就在供销社的窗下，面朝阳光站成一排，一边沐浴着阳光取暖，一边讨论答案。我发现自己的答案总是被大多数人认可，心里感觉特别踏实”。
年少坎坷的经历，使得王恩哥更容易知足，所以高考过程中的这些“小确幸”，至今想起来都让他觉得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