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中国科技进入“三跑并存”时代
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有力地支撑了创新驱动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迈向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和总结过去，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
首先，中国的科技体制机制有力保证了科技事业稳步发展。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研发投入都呈现稳定增加之势。科研机构的部署（无论是学科领域还是区域布局）不断优化，科研条件不断完善，科技人力资源稳步增加，科技产出的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增长，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的举措陆续出台，有效调动了科技界的积极性。
其次，庞大的中国市场提供了宽阔的舞台。除了少量的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外，我国大量的科技发展是现实需求拉动的。改革开放40年，不断繁荣的中国经济和开放的市场诞生了大量的科技需求，直接带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庞大的市场需求，不仅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链和价值链，而且纷繁复杂的多层次需求为各式各样的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最后，中国梦的感召。中国的知识界和科技界一直保存着中国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40年，民族复兴的重任和“中国梦”的感召，一直在激励着一代代中国科技界同仁不断砥砺前行，形成了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涌现出一批像黄大年、南仁东、钟扬等拥有家国情怀的科学家。
当前，中国科技创新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总体科技实力稳居世界前列，但水平和效益有待提高。展望未来，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进一步释放科技创新活力。当前我国关于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举措已经很多，下一步就是要细化有关规则，让更多的好政策落地生效，让科技界的创新活力能够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从根本上说，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人的活力问题，即如何更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更好地符合人的发展。
加强和完善科技治理的能力。最近发生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发全球科技界甚至舆论的一片哗然，突显了我们在科技治理方面的薄弱和不足。政府部门的管理不能仅是项目和经费，人员和机构的考核，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树立“底线思维”，实施“红线”管理，建立科技治理的硬约束机制。当然，科技治理除了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外，科学共同体（如各类专业学会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提升科学共同体的内生能力。我国的科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舶来品。在中国本土化的长期融合过程中，需要培育和形成科学共同体，并不断提升其内生能力。科学共同体不能只是利益共同体，更应该是知识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理想的科学共同体应遵循共同的准则和规范（普遍性、公有性、大公无私和有根据的怀疑态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包括科学交流、出版刊物、维护竞争和协作、把个人知识和地方知识变成公共知识、承认和奖励、塑造科学规范和方法、守门把关、培育科学新人、争取和分配资源、与社会的适应和互动、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等。提升科学共同体的内生能力，是一个长期的培育过程，既慢不得，也急不得。
鼓励社会资本支持科学公益研究。改革开放40年来，尽管我国政府和企业支持科技创新与技术研发的力度不断加大，但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和个人）支持科学公益研究尚少。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多的企业研发从目前的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延伸到应用基础研究甚至基础研究。同时，需要更多的企业家个人通过设立公益基金会或捐赠来资助或支持没有明确应用导向的科学公益研究。这些都需要有关方面通过制度（如税收制度、荣誉制度等）来引导和鼓励。
如果说，1978年的中国开启了“科学的春天”，那么今天的中国科学就应该进入科技发展的“初夏”和快速成长期。展望未来，中国科技界需要进一步树立科学自信、创新自信、制度自信，坚定步伐再出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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