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疫情“大考”，高校基金会该如何发力(2)

洪成文：一要将预防科学实验室建设，作为未来社会募捐的重要项目。除了现有为数不多的实验室之外，要鼓励民间力量投资建设预防科学相关的实验室。疫情得到控制后，建设类似的实验室，不需要做太辛苦的宣传，就会得到很多慈善家/企业家的慷慨解囊。大难兴邦，大难也能够兴旺一个学科。如果募捐项目涉及民生和健康直接相关的议题，吸引社会的善款和企业家支持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高校基金会在项目设计中，要结合本校学科发展的基础，要善于在项目规划上出新思路。

二要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加盟预防科学研究和探索。建议高校基金会通过预防科学“讲席教授”的设置，来吸引社会募捐。何谓“讲席教授”，指的是借助企业家的捐款，设立以私人命名的教授席位。获得讲席教授的学者，将从捐款所得的投资收入中获得工资。

由于基金的永续性特点，“讲席教授”不仅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学者加盟这个科研团队，也可能吸引更多企业家和慈善家捐款。如果每所高校获得募捐额在2000至3000千万元，设立一两个讲席教授，那么全国范围的预防科学“讲席教授”在未来三五年内可增长到百余人。

三要设立更多预防科学的奖学金，吸引学生报考预防科学专业。众所周知，优秀学生选择预防科学专业的并不很多，设立更多奖学金，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基金会可以为医学院设立专门奖学金，做好招生宣传，尽可能吸引优秀学子攻读预防科学，为未来防疫抗疫培养专家。

四要通过冠名方式，为预防科学实验室和科研大楼冠名，以吸引更多社会善款，用于预防科学和相关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一些高校附属医院缺少资金，可以通过这次疫情教训和防控经验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冠名，也是改善科研条件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弥补科研拨款的有效途径之一。

重视防疫抗疫智库建设

《中国科学报》：针对高校基金会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政府还需要做那些改进？

洪成文：通过这次应对疫情的“大考”，问题也暴露出来不少。

首先，是慈善机构管理的归口和业务扩大的问题。将社会的慈善归口给一个或者几个单位（系统）是必要的，但慈善是全民性的，在特殊情况下，任何负责慈善捐款和捐物的单位都可能出现“力不从心”。疫情暴发的突发性，加上慈善管理机构的编制的有限性，也暴露出了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只有因形式变化而理顺体制，方能杜绝以后类似事件的重复。

如果从两个极端往中间走一走，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比如，慈善系统继续扩大发展，但是可否让更多的高校基金会代行慈善工作的管理，倒是可以考虑的。毕竟管理上，高校基金会有体制内的公益性特点，管理起来更为方便。如果数百家四星、五星高校基金会被激活起来，我国慈善事业是有信心迈进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的。

其次，高校在抗疫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高校基金会行动却不是那么快捷和广泛。从制度设计上寻找问题，就在于高校基金会大部分是私募性质的，从而局限了它的活动范围，导致突发情况下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对此，建议民政部门对于高校基金会的管理，也要应对突发疫情，做灵活处置。比如，对部分资质和记录良好的高校基金会发放应急公募资质，从而方便大灾发生时的特事特办。

《中国科学报》：在像疫情这类突发事件面前，如何做好政府与科研人员的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