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与“译”术人生(2)

他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创办一本公开发行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84年创刊时，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发刊词中写道，“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宽广的，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

有大师的鼓励，又可以与国内外一流学者直接交流，这一切都让他干劲十足。

三年后，谢天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之后他受邀在次年赴港访学十个月。“那十个月大量的阅读使我接触到世界的比较文学，也对国际上的研究情况了然于胸。”

事实上，香港之行，为谢天振的学术道路埋下的伏笔还不止于此。

在参会过程中，谢天振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结为忘年交，并由此与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结识。在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时，谢天振加入了他们的队列，发表文章《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应当有翻译文学的一席之地，否则翻译文学岂不是成为了原著国文学与翻译国文学两头不靠的弃儿？”

这一石破天惊的观点提出后，质疑纷至沓来。“难道外国文学经过翻译，就变成中国文学？”面对质疑，谢天振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从根本上论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本书就是后来的《译介学》。从此，他走上了译介学之路。

亦译亦介，为中国文学探“出”路

1991年10月25日，谢天振从上海出发前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开启为期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之旅。

尽管联系了当地朋友接机，但因记错号码，谢天振滞留在零下15℃的严寒中。面对漫天的鹅毛大雪，最后无奈坐上机场接驳车的谢天振恐怕不会想到，这一次开头并不顺利的访学，却给他的学术研究道路带来一次大转折。

此行前往阿尔伯塔大学，谢天振提交的研究计划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历史及现状。他在阅读最新的国外论文时，凭借着学术敏感性发现了多元系统论，进而发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谢天振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切实有效地走出去。“打个比方，今年生产了多少棉花，可以认为是一项成绩，但对出版部门来说，有多少作品被译成了外语，在我看来这并不能算是成绩。”尽管不少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版，但没有目标语言国家读者来阅读，这样的对外传播无疑是失败的。

谢天振认为，想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翻译中了解译介的规律，这就要求译者熟知两国文化背景，让译作更贴近目标语言国家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进而产生阅读兴趣。这也解释了尽管翻译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更忠实原文，但是在英语国家，传播效果却不如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译本的原因。

近四十年的人生都在与比较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打交道，谢天振将自己与学术牢牢绑缚在一起，因为“学术就是我的生命”。

昔日的咖啡香不再，译术长存，斯人已远去。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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